相对于波动幅度较大的高平均收益,公司管理层更倾向于偏好收益和增长率的稳定性。Gordori在此基础上,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说,列出了四个命题:(1)公司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的标准是其效用或财富最大化;(2)公司管理层效用最大化是指其增加了:①工作的安全感;②管理的收益水平和增长率;③公司规模的水平和增长率;(3)公司管理层是否能达到效用最大化目标部分地依赖于股东对公司业绩的满意程度;(4)股东所满意的是平均收益增长率以及稳定情况下的公司增长。
他认为如果上述四个命题成立,那么在可允许的会计规则之内,公司管理层就会平滑报告收益或平滑收益的增长率。因此Gordon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收益增长率过高,公司管理层就会采用减少收益的会计方法;反之亦然。而且投资者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并拥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在不同的会计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就不会影响证券的市价。因此,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股价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其他动机。
显而易见,每个不同的公司都面对着自身独特的“契约 环境”,传统“一刀切”式的财务报表分析显然无法洞穿各类契约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因此,恰当的财务报表分析应当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充分考虑公司所面临的各种特殊契约可能对公司管理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为后续的财务报表分析步骤奠定良好的信息基础。
必须对报表粉饰行为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虽然实证会计理论侧重于研究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是光有动机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燃烧必须同时具备热度、燃料和氧气一样,一项舞弊行为通常是如下舞弊风险因子“合力” 所产生的结果。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之为舞弊叁角理论。舞弊的动机在前文 中已有详细论述;舞弊的机会通常包括:缺乏内部控制、信息不对称、会计和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惩罚措施、工作质量不易辨认、监管人员无知或无能力察觉舞弊行为等;舞弊的借口通常包括:我只不过跟着别人这么做、我应该获得更多的回报、我也是被逼无奈、名誉或诚信是可以牺牲的等等。
财务报表分析者可以根据上述舞弊风险因子从根源上判断公司管理层报表粉饰可能性大小,并根据分析结果对 会计分析过程的复杂性取得主观认识,如果上述舞弊风险因子的结合作用超出了一定的“可容忍限度”,财务报表分析者在会计分析中就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对财务报表数据的可靠性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
实证会计理论还扩展了市场基础研究的范围,使之对强制性和自愿性会计变更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指出市场反应是一系列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不仅仅包括会计盈余,还包括各公司不同的债务/权益比率、公司规模、管理报酬计划、债务保证条款等。比如,对于高负债/权益比率的公司而言,增加盈余的会计变更将引起正的市场反应,因为这将可以使公司在不改变负债/权益比率的情况下多举债,从而使财富从债权人手中转移到股东手中。而对于大型公司而言,盈利的增加可能导致政治风险的增加,从而导致负的市场反应。这一结论无疑对扩展利用财务报表分析的视野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财务报表分析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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