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新回到以美国为中心的资金循环的轨迹中,去捕捉亚洲金融危机所孕育的问题的话,不难看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即来自日本的资金竟是经由美国流向亚洲的,并因此使亚洲国家的货币供给量膨胀,进而导致了“危机”。

  对于美国投机基金本身,只要去打击日本最大的贷款对象国,他们就可以进一步利用日本的超低利率,调剂投机资金。据传,美国著名的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也曾向日本开发银行寻求过融资。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力量对投机家们进行支援的过程。1997年春,美国的投机基金开始行动,当他们开始抛售泰铢时,泰国政府采取了取缔泰铢空头交易的对策。投机基金为了维持自己的泰铢炒卖,不得不高价买进泰铢。对于泰国政府保护性的市场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竟大肆指责为违反市场原理。

  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关于亚洲式的资本主义伙伴问题,在以美国媒体为主的各国新闻界的报道中被大大夸大了。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的亚洲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和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将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这一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无疑是十分牵强附会的论调。倒是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华尔街式的市场观夸大其词的说法,即现代资本移动中存在的问题,才是最值得注意和分析的。

  据德国银行的资料分析表明,1996年,流入东盟四国和韩国的民间资金总额为930亿美元。但到第二年,1997年即逆转为流出120亿美元。这一变化产生的差额,相当于上述五国GDP的10%。而且,资金如此急剧地流入流出,哪个国家也很难保护自己的经济体制。近20年来,在金融经济的进程中,投机性基金的特点之一就是其行动极易毁掉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此说来,将这种资金化敌为友恐怕会成为今后各国经济战略中备受重视的环节。

  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并未到此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是以美元为基础体制而发挥着作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于泰国的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长鲁宾所采取的态度是,将泰国的经济最终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辖之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经济学家杰迪斯•巴古沃提在《海外事件)1998 年 5月、6月号载文批评说,过去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警告过的“军事产业复合体”已经被现在的“财政部一华尔街复合体”在国际金融领域取代。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所见略同的精英们,玩弄着从华尔街到美国财政部、国务院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主要职位,大力推行着华尔街标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国、韩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归帐下,而在其压力下,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长期政权倒了台。

  另外,美国资本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以“谷底价”大肆收购当地资本,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信息通讯行业、建筑行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将被纳入新来的美国资本的控制。1998年上半年,非亚洲企业对亚洲(包括日本在内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收购规模达到120亿美元,比上年高出3.5倍。亚洲有关国家经济的破产意味着,逃避日元升值打击的行为促成了日本经济疆域的崩溃。日本与亚洲各国一样,都必须在美国的控制下 恢复经济,至少美国是这样认识的。

  日本为什么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呢?日本为了抵抗日元的升值而釆取了守势,对亚洲的投资本来是可以培育出形成日元圈的一些基本条件。但是,由于亚洲经济实际是处于美元圈,所以,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反而使日本的经济更深地陷入了美元圈中。

  这里人们不难记起,早在80年代,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提倡的“东亚经济合作体”构想。这个构想当时因显示出亚洲日元经济圈的前景而引人注目。如果这个构想变为现实,则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可以避免的,日本和亚洲各国也就可以共同享受以日元为基础的、稳定的投融资的种种好处。同时,以日元经济圈为依托,日本 还可以相对稳定日元汇率。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原本是可以继续自己的对外投资的。

  然而,这里虽无法详述整个过程,但可以说马哈蒂尔总理的构想因使日本遭到东盟和美国的挟持而受挫。日元经济圈的出笼事关美国的生死存亡,利害重大,因此宫泽首相在贝克国务卿的强硬压力下终于放弃了日元经济圈的梦想。美国的一贯主张是,“东亚经济合作体”只能将太平洋一分为二,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才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本来是日本通产省与澳大利亚合作设立的,但已经受制于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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