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克林顿政府实施日元升值攻势的历程

　　美国《经济周刊》1998年6月号报道了多国财政部长会议就日本经济问题进行磋商的有关情况。

　　日元与美元的关系自1995年起转入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局面。1998年春，日元从1美元兑130美元狂泻到几 近150日元的境地，日本政府不得不时隔三年再次对外汇市场进行协调干预。对这次干预，日本政府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日元如过度贬值会造成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下跌,并引发新一轮的亚洲金融危机以至世界性的经济恐慌。然而，正如许多日本国民知道的那样,实际情况是美国担心日元的过度贬值会带动日本投资家持有的华尔街金融企业股票价格下跌，于是在日本政府请求召开会议进行国际协调时，美国响应了日本的请求的同时,还将诸如要日本永久减税等许多要求作为附加条件拿到了会议上。

　　克林顿政府短暂的日元升值攻势，持续了不到三年，日美两国间的货币关系就已经急剧逆转。缓慢流入美国的日本资金，再度呈激增之势，美国以此填补了经常收支的赤字，并用剩余资金大举进行海外投资，重现了80年代的辉煌。

　　让我们回顾一下克林顿政府实施日元升值攻势的历程。

　　在外汇市场上，1995年以后，克林顿政府仍然继续保 持对日挑战的态势。美方继续要求日方增加美国产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对此，日方依然以“不能接受数额指标”为由加以拒绝。驻日本的外国经济学者如同是克林顿政府的代言人，说什么“如日本不接受数额指标要求，就实施惩罚性汇率”。

　　在这种情况下，日元比价飞涨，1995年初仅为1美元兑100日元左右，但进入4月便突破了 80日元。在这种环 境下，有很强竞争实力的丰田公司和索尼公司尚可勉强保持盈利，其他一般性企业就很难应付了。甚至还一度有风传说，美国已定好了下一个汇率目标，是1美元兑50日元。然而当时的这些评论忽视了美元对联邦德国马克的比价也在下跌，美元已经处于全面贬值之势。

　　于是,局势开始急转直下。1995年4月，七国首脑会议发表声明说“希望有秩序地扭转外汇市场的变化”，据此，各国开始对外汇市场进行协调干预。8月，榊原英贺(时任大藏省金融局长)与劳伦斯•萨莫斯(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携手釆取日美联合行动，再次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9月份汇率恢复到1美元兑100日元的水平。之后，美元一路看涨，1997年超过了120日元。

　　局势骤变的背后,发生了这样几件事。

　　一个是美国以对日贸易要挟为王牌，迫使日元升值。1995年伊始，在克林顿政府内部，贸易强硬派事实上开始向重视金融司场派转变。同年1月，一向对金融市场态度冷峻生硬的美国财政部长劳伊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 被出身于华尔街(高盛•萨克斯证券公司Goldman Sachs secured) 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en)取代，鲁宾由此坐上了财长的交椅。

　　鲁宾不愧是华尔街出身,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动出5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墨西哥的金融政策。自1982年 起经过了10余年时间，墨西哥于1994年4月再度爆发波浪状的资本外逃现象，墨西哥比索和证券市场持续暴跌。 美国考虑到与墨西哥的“特殊关系”，加之放任墨西哥金融形势的恶化会使美国面临卷入其中的危险，因此，从窘迫的财政中挤出100亿美元，又命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100亿美元，等等，终于拼凑出了支援政策。这种局面要求美元保持坚挺。

　　另一个在骤变局势的背后起过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的动向使得美国改变了其货币政策，让美元必须保持相对的坚挺。同样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这些君主制产油国终于无法忍受美元的暴跌，大有摆脱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的趋势。

　　由此可见，美元的信用危机对于美国是致命的危险，除保持美元的相对坚挺之外，美国别无选择。鲁宾就任财政部长之际曾明言，关于汇率，发言权只在自己一身，以此牵制贸易强硬派，同时为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建立相互信赖关系，于每周四单独与其共进早餐。

　　对于日美汽车协议，鉴于以丰田汽车公司为主的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们,致力于扩大自己在美国的汽车生产，也就得到了美国对日本的这一“自主计划”给予的好评。问题好歹算是解决了，美国对日本进一步施加压力的理由不再充分。在这种形势下，贸易强硬派的动力无可奈何地遭到相对的削弱，结果，甘塔未能加入第二届克林顿政府。

　　延续了10年之久的日元升值时代终于结束了。日元的相对贬值使日本人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价值有了一些恢复，日本的出口企业或许也多少增强了一些竞争力。然而，日元的贬值对日本国内的消费疲软非但没有发挥什么有效的作用，相反，给拥有巨额不良债权、且在长年日元升值攻势中被大大消耗了体力的日本经济，造成了引发股价下跌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