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单位劳动生产成本是如何快速升高的

　　依仗美元的下跌,债务国美国的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而债权国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所体验到的经济不景气,则是战后未曾尝过的苦果。

　　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解决燃眉之急角度讲，金融机构存在的不良债权问题被突出地提岀，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过于片面地强调不良债权问题，无疑会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经济不景气的全貌。不良债权问题本身，就是“广场协议”以后日本为实现对美协调而下调利率政策 的结果。虽然上面已经就此作过详细论述，但在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美国的诱导日元升值的政策是造成日本经济“平成危机”最直接的罪魁祸首。

　　首先，我们看一看日本制造业的情况。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日元的升值，可以说美国经济振兴政策的所有负面影响都作用到了日本经济身上。就制造业而言，其基本变化轨迹可归纳如下：

　　日元升值 -> 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 矿企业生产下降 -> 劳动生产率停滞 -> 单位劳动成本上升。

　　与前面我们看到的美元的实效汇率相比，日元的实效汇率1995年比1990年上升了约40%o这是由于，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并且，1990年以后日元的升值和美元的贬值不再同步发展，而是日元独步升值。

　　让我们在一系列指标中，看一看单位劳动生产成本的情况。

　　日本的单位劳动生产成本,1991-1995年间，以本国货币(日元)计增长率(一般意义上的增长率)为6%〜7%,与美国相差不多。但是若以实效汇率计算，5年间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便有了非常大的上升幅度。

　　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对外的大幅度上升，不仅会导致“产业空洞化”的过度发展，还会通过日元升值造成进口价格降低，进而带来通货紧缩压力，其间造成了巨大的矛盾。进口价格的降低带来通货紧缩压力的同时，还会造成日本国内企业与其海外企业间的价格竞争，而由此形成的实效汇率导致了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使得日本的制造业难以生存。这与已经进入良性循环的美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稳定、通货膨胀的萌芽已被遏制的大好局面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在这种局面下，日本盛行着一种将通货紧缩压力称为 “高度竞争时代的价格破坏”，并要求日本的“高成本的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的论调。这种论调妨碍了人们从正面把握“日元升值通货紧缩”现象。这种论调的特点，是将现实的汇率水平当成了认识问题的基本条件，这种认识方法的妥当性是值得怀疑的。

　　有关汇率的标准的认识方法，一向是根据“购买力评价”的指标形成的。而若使用国际协力开发机构计算出的这一指标进行分析的话，日元汇率在90年代前半期，它不过是停留在了十分缓慢的升值水平而已。在这种本本主义式的分析下,对外交易中的日元升值单方面发展,1995年夏发展到1美元=80日元的水平。这一实际情况与购买 力评价(1995年为1美元= 176日元)之间竟有着两倍以上的差距。

　　“高成本”论者们对这种现象非但视而不见，还将许多现象都看作日本的问题、日本的责任，他们的这种姿态恰恰掩盖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日本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哪怕汇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也还会残存着一些高成本的企业。可是,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抛开汇率因素大谈高成本的“结构问题”。

　　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汇率变动，最终意味着日美两国间收入的实质变化。这点在存量方面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副作用已是无需多说的了。日本所拥有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对外净资产基本上都是美元资产，因此其价值结构是随着日元环境的低落(并且实质上低落幅度大于实效汇率的变化幅度)而大幅度贬值的。

　　日本的对美投资，在“广场协议”以后，一部分集中于大藏省为缓冲泡沫效益的发展而倡导的美国国债，而另一部分则集中于不易受到汇率变动影响的直接的实业投资中，并且稳步积累。这些都受到了平行发展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日元升值高峰的严重危害。

　　对美直接投资在内的日本美元资产的“受害状况”，并以日元换算出了1986年以后的日本对外净资产余额的年减少部分。这一统计希望告诉人们如下的事实：日本的对美投资，在“广场协议”以后确实有了增加，日本对外资产的锐减明显发生在90年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