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若将日本债券市场放宽管制的迟缓,与80年代开始的日本资金大举投资美元债的举动对照来看,会看出什么呢?尽管根据严密的分析作出准确预测是不大可能的,但至少可以在下述假设条件下来考虑问题。
美国根据自己资金缺口的多少,如同那次发行马克“卡特债”一样,定期发行日元“里根债”。80年代前半期,如果不是日本资金大量涌入美国,那之后的美国经济的走向就会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日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却发展在完全异样的轨迹上,本世纪最后20年的日本经济,应该说走了一条十分异常的道路。
1984年,在日元美元委员会上,美国逼迫日本实行金融的自由化和日元的国际化。现在回过头去看,可以说那是日本最后的机会。看来,日本的金融政策当局如果像以往那样在日美经济交涉中被“外部压力”所压服的话,倒是可以使日本因祸得福了。然而事实却是,日本只放宽了民间发行机构的适债基准,而对涉及金融村自身权益的债券受托、注册制度,对取缔管制和习惯势力却未能着手做任何事情,日本债券市场的高成本问题仍安然存在。
为了培育“武士债”、真正发展日元的资本市场,至少应该放开受托、注册的手续费,或者大幅度下调有关费用。并且对海外发行机构放宽管制,对日立、东芝等日本大型企业 同样也应该放宽管制。但是这却意味着,日本的金融机构必须放弃从战前开始就拥有的权益。既是天下头号既得利益者,又是日本金融的利益共同体一员的日本大藏省,的确是不情愿在日本的金融村里掀起波澜。“时代不同了”,缺乏这种立足大局的认识正是日本致命的缺陷。
如果8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当局能够趁日元美元委员会要求日本放开金融市场之机,放宽对债券市场的管制、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条件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那样,一直以银行贷款为主要筹资手段的亚洲国家就会蜂拥而至,来日元债市场举债。同时在日本评级机构的参与下,日元债市场就可以为日本投资家提供没有汇率风险的投资对象,而这也许正是在亚洲构筑日元小世界的契机。从而,亚洲的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即便亚洲着火,也会在尚未形成燎原大火之时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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