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何故未能奏效

　　日本政府对日元的升值相继釆取了以下大规模的治理政策。

　　•1992年综合经济对策预算10.7万亿日元

　　•1993年新综合经济政策预算13.2万亿日元，紧急经济对策预算6万亿日元

　　•1994年综合经济对策预算16.3万亿日元

　　•1995年紧急日元升值经济对策预算4.6万亿日元，经济对策预算14.2万亿日元

　　这些合计为65万亿日元，占GDP的10%以上。

　　可是，前前后后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对策，结果日本的经济在整个90年代基本上却仍是零增长。财政政策为什么不能奏效呢?

　　问题是应该如何认识90年代以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5年，当英国打算以旧平价恢复曾一度放弃了的英镑金本位制时，遭到凯恩斯的坚决反对。恢复金本位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试图恢复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的尝试，但凯恩斯站在以经济景气为重的角度，反对恢复已经被废除了金本位制。英国最终在1931年，摆脱了金本位制的影子，下调了英镑汇率，终于迎来了令人乐观的前景。

　　瑞典经济学家伯特尔•奥林(Bertil Ohlin)在英国下调英镑汇率数日后，收到了凯恩斯论述有关想法和做法的一封信。后来，奥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7年)。在获奖的纪念演讲中，他回忆起了这件事，同时指出，过高地估价货币，不仅会给被过高估价了货币的国家带来灾难,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恶劣影响。

　　一般讲，当货币被过高估价引发经济不景气时,应该从正面釆取的对策是调整政策，而不应该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自1992年初的“综合经济对策”开始，日本政府连续实施了六次经济对策,追加财政预算总额达65万亿日元。其中，“真正”被用于公共投资的只有一半，约为33万亿日元，而与经济不景气同病相怜的日元升值造成的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差损(即通货紧缩效应)则抵消掉了另一半。1992-1995年间产生的汇率差损可列出如下数字：1995年4月日元升值的高峰期以前约为29.3万亿日元，而1995年的平均汇率则上升到20.6万亿日元。当然，这一升值还仅仅是景气浮夸的效果。

　　1930年时,英国还是靠发行英镑债发展起来的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坚挺的英镑保护着英国对外资产的价值及其收益价值。但是凯恩斯看重的却是英镑贬值造成的景气浮夸效果，特别重视的是英国出口企业的恢复,而不是债权国火热的一面。相比之下，今天的日本条件更加恶劣。在日元对外资产至今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坚挺的日元”造成的生产成本的提高，不仅严重打击了动态的生产活动，在静态方面也造成了以对外净资产汇率差损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停滞现象和通货紧缩现象的发生。

　　在日元坚挺的情况下釆取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即所谓的“凯恩斯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政策模式而被教条化，并以凯恩斯本人也不曾想像到态势发扬光大。

　　在日本政府对于“平成危机”一个又一个地釆取紧急对策的时期，日本舆论的主流则是与美国舆论相呼应的“太少了，太慢了”的主张。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直到1995年的夏天都在为日元的升值推波助澜，同时又要对美国当然已经想像到的日本经济的不景气表示“担忧”，而日本却仍一心一意地在首脑会议上说明着自己的“万全的经济对策”以求得到“理解”。如果遵循着“日美公约”的精神执行日本的经济对策的话，无疑会面临财政的混乱。日本财政若出现问题，就会产生穆迪(Moodys)等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对日本国债信用级别 降级的忧虑。

　　凯恩斯所说的纠正高估货币策略，在日本是否从未有过呢?

　　我们总是反复地看到，美国政策当局者轻描淡写的几句口头干预，往往就会形成一种潜在条件难以说明的、幅度很大的日美汇率的动荡。相反，日本银行积极而认真的干预又总是发挥着往烧热了的石头上泼水般的作用。此中经历使我们认识到，日本经济对策之王道使日本很难自行保持日元汇率的适当水平。

　　当然，有效的纠正日元汇率对策也不能说一点没有。

　　论述了 1990~1995年的日美经济再逆转的过程，分析了美国一贯追求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政策给我们带 来的冲击,这里我们也可以小结如下：

　　如果日本政府尽早完善日元的投资环境的话,情况又会是如何呢?如果能形成巨大的日元对美元资产，即便是 美国，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实施扩大其美元债务的日元升值政策。

　　但是，日本的政策当局者们引经据典地丧失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不可多得的大好时机。1995年以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日本的经济却过起了战后金融战败的凄凉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