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其对美资金供给的能力被严重削弱,90年代初美元所处的环境愈加严峻。对于克林顿新政府,美元的稳定和强化自然成为其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同时,包括上面提到的杰弗里•盖登,克林顿政府吸纳了许多出貫于华冬单的人和宏观经济学家。尽管他的政府是民主党政府,但可以想像这届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是有一定的理解的。

  这里,我们有一份就美国那之后的发展过程作出的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报告书。这是根据1988年美国包括贸易 法,由“竞争力政策评议会”针对总统竞选发表的文章。文章要求,应该为了维护“竞争力”而设定汇率。文章的作者是主张“让日本用自己的锅烹煮自己”的老牌高日元论者弗 莱德•巴古斯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仅看这一点,克林顿政府的对日经济政策也就不言自明了。

  克林顿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的1993年4月,就在日美首脑会谈中发言说“日元升值有利于日本削减顺差”。固然这是为了将一揽子经济协议强加给日本,但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希望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之际,世界货币国的首脑口出此言真是十分异常。而市场自然会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基本上是希望日元升值的。受这些言论的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从1993年初的1美元=120日元一下子抬升到当年8月的1美元=100日元。

  但是,美国新政府的这种日元升值攻势,对于美国自己,也是如履薄冰般的危险的赌博。日元升值攻势,只要一步走错,就会使日元一家独高的局面蔓延开来,造成德国马克的升值,以至使美元发展到全面贬值的境地。美国的日元升值攻势直至1993年夏季,终因顾虑美元全面贬值而演变成美国政府的声明和入市干预的行动,才有所收敛。

  1994年2月,日美一揽子协议破裂,克林顿总统宣言进行“贸易战争”。日元再次被动摇。然而这次被动摇的不仅仅是日元了。无论汽车贸易的不平衡对美国是何等重要 的大事,联想到FRB自1994年2月起终于要为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的金融缓和政策划句号,克林顿的“贸易战争”的宣战相比之下未免过于拙朴了。美国之所以通过诱导日元升值的手段打击日本,正是由于美国引经据典分析到了 金融市场将要发生动荡的先兆。

  4月底,美国商业部代表甘塔(Kantor)强硬的发言引发的日元升值,终于演变成了美元的全面贬值。美国财政部长担心上调长期利率,会搅乱资本市场,于是发表了“不 希望美元贬值”的声明。与此同步,日美欧货币当局携手出动,购入美元、介入市场,同时美国上调了官方利率。

  由此看来,克林顿政府的日元升值攻势,对于美元这一 世界货币国的汇率市场具有特权般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边回避着美元自身暴跌的风险,一边谨慎并大胆地推行日元升值攻势。

  其结果只能说是成功的。

  我们不妨看一下日元浮动的过程。由于1994年7月中旬的“那不勒斯首脑会议”没能提出稳定国际汇率市场的措施,日元再次飙升,达到1美元=96日元的新高峰,并且于1995年4月终于突破了80日元大关。

  从“广场协议”前的250日元到80日元,日本经济近10年间一直在日元升值的波涛中翻滚,受到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元还没有升到1美元=80日元时,其负面影响就已经表面化了。加之日本的对美资产的大幅度贬值,日元升值造成的生产成本的上升直接冲击到日本的生产性企业。而美国在日元升值中却毫发未损。美国依靠汇率市场,绞尽脑汁摆脱了美元暴跌的危机,终于赢得了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济的长期繁荣。如同皮尔斯托维茨等人所说,是“日美再次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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