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携手挤碎经济泡沬

　　土地与股票是日本投资家的两大投资对象，地价和股价互动般的交替上升导致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并在80年代后期达到顶点。然而当时代的车轮刚刚步入90年代时，泡沫竟在一瞬间破灭得面目全非。

　　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17世纪荷兰郁金香花的投机生意。在荷兰，自古以来不仅是银行家和投资家，就连普通百姓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投机本能，当时这种投机本领甚至施展到了郁金香花的交易中。荷兰国民以新奇的郁金香花品种居奇出售，聚敛钱财,掀起了一股投机热。然而重要的是,加尔文(Calvin)派和路德(Luther)派等基督教新教派的教义对于当时的郁金香花投机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监管的作用。

　　18世纪发生的欧洲经济危机也可以为例。那次危机完全是源于投机的幻灭，而法国受到的危害显然又比英国 轻得多。査尔斯•金德尔伯格(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在分析原因时指出，法国的极其严格的破产法抑制了人们的投机心理。

　　在日本，道德或者宗教很少能发挥“调控”的作用，有关破产的法律法规也并不严格。当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政府曾部分地釆取过一些抑制措施，但这些措施在官民一体营造的债权国景气到来之前,恐怕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泡沫经济促使1986年著名的“前川报告”提出了日本应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论调。在这一论调中，泡沫经济得到颂扬，这一论点也是当时的舆论主流。

　　因此,这种充斥日本经济社会的人行亦行(同质性)、人云亦云(同调性)的特性，不仅助长了泡沫经济的生成，说它与泡沫经济的崩溃紧密相关也是不过分的。泡沫经济末 期，新闻媒体不无盲目的鼓噪，使得日本上下过快地陷入了摆脱泡沫困扰的情绪中，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导致日本金融当局作出了超出合理调整范围的政策选择。堪称意味深长的是，由1989年到1990年间进行的日美结构调整协议的谈判，不难看出日本国内的舆论和美国的对日压力在谈判过程中竟然形成微妙的共振作用。

　　或许会令读者得到某种暗示,认为是美国在操纵舆论。可是当我们展开对泡沫经济崩溃过程的验证时，却很难全面否认美国操纵舆论。

　　共同面对泡沫经济时代日本经济的运行指数,美国的经济政策中枢和日本的一般国民又分别作何感想呢?他们 的不同反应，便是产生“日美携手挤破泡沫”的力学格局的根据。

　　不妨先看一看美国的情况。

　　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的结束便是首要标志。日美关系中，前苏联这一“罪恶的帝国”已不再是两国共同的敌人，特别是美国面对这种转变，对日本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得不随之发生质的变化。看一看美国气势逼人的日本异质论者的观点，再回顾一下当 时以标榜“日本可以说不”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为特点的日美关系，可以看出，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颠峰时期，美国的对日经济战略已经出现了超越通商派、资本市场派之争 的明显变化。

　　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泡沫经济。当时的“协调国际政策”正是因泡沫经济而得以成立。这一协调使得日本资金向美国的流动得以维持也是有目共睹的。在短时间内给日本自身带来了巨大利益的日本泡沫经济,逐渐使日本人认识到其本身就是来自美国的“威胁”。这种“威胁”的最初端倪，显露于为遏制日本的银行的资金实力而设的国际清算银行规则。

　　然而，日本的银行看上去似乎非常乐于接受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管制。

　　国际清算银行规则规定的自有资本比例的标准，告诉银行在不得压缩分母部分资产的情况下，有必要增加分子部分的自有资产。以往日本银行获得的股价增值效益的增加部分的45%曾贡献于自有资本比例的调整，而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标准使得日本的银行依靠股价的增值效益的同时，还必须在银行自身股价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提高发行时价，以寻求达到国际清算银行规则标准的最短距离。这是国际清算银行标准在日本的强行突破。正常情况下，股票发行时价带来的收益是计入企业自有资本的，而当时的日本却在追求时效的同时，还规定了1993年这一达标时限,这也就难怪企业急不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