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后美国产业为何仍不见行动

　　克尔古曼在“过程效应”理论的观点中，为说明贸易收支在美元贬值后仍无明显起色的原因，分析了日本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惊异地发现美国的企业竟然不在他的分析对象之列。

　　不过,美国的慢性贸易赤字，应该说是与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企业所需资金须向美国以外的市场筹集，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质上完全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国家，以及美国产品难以抵挡进口商品的攻击而从市场上全面撤退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相关的。结果无疑是导致了美国国内生产基础的萎缩。汇率的激烈动荡即便给美国企业带来有利的竞争条件,但回国重起炉灶谈何容易。那么,是否应该考虑美国企业本身也存在着克尔古曼所说的“过程效应”的某些类似特征呢?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并不会给美国的贸易收支带来预期的效果，还曾强调过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可逆转性”(《转变过程中的美国经济与日本》,《世界经济评论>1986年4月号)。尽管美元汇率转强为弱，但以往美元坚挺条件下已经形成的美国的产供销体系却不可能轻易逆转了。若将这一点展开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 国国内生产基础萎缩(甚至是消亡)后企业重开国内生产的几点主要障碍：

　　形成萎缩条件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所需的人力、资金资源能否确保;

　　必需的技术水平能否保持。

　　(1) 未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具体说就是企业家们担心“现在美元是在贬值，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升值”。 国企业一般对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比较谨慎,他们说“80 年代初的美元升值使自己吃尽苦头”，这种心理成为“将来不确定性”情绪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企业家从作出投资决策到真正形成生产能力，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而两三年后的汇率走势却无法预测。事实的确如此，在自由汇率体制下，汇率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投资行为的中期可行性的形成过程也就与投资家的测算产生了很大差距。

　　(2) 人力、资金资源问题。一般地说，制造业若要恢复已经中断了的生产，那么生产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和必需的设备资金，就不能允许企业预测的收益在短期内发生不测。企业对所需的这种经营环境的疑虑形成企业家难以打回美国的主要心理障碍。

　　(3) 重开已经中止了的生产却难以保持以往的技术水平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而且愈是那些技术更新很快的 企业愈是会出现问题。例如集成电路等尖端技术商品，每四年其集成度就会提高四倍。因此，一旦停止生产，四年后又要恢复生产的话，只能利用四年前的技术水平生产出“落后一代的产品”，其市场竞争力是令人担忧的。而若要在企业停产后仍然保持相应的技术开发水平,就需要对恢复生产有明确的预期,否则所需费用是企业难以承受的。

　　这种“不可逆转性”的论点，我们不妨对照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即企业在自由汇率体制下对扩大再生产表现出的极为迟钝的态度,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进行验证。

　　“不可逆转性”的论点将生产、投资、研究开发作为焦点，因此最符合这一论点条件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组装 加工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事实上，“广场协议”后美元虽转为跌势，但在美国进口的根系仍然茂盛的情况下，资本的聚集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这种现象伴随着日本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美国制造业进口日本设备的增加，还可能是由于美国机械制造行业为产品标价过高等，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不可逆转性”论点所要强调的基本上就是上述各点的有效性。

　　以美国的产业群为对象，就“不可逆转性”论点对分属七个不同行业的企业的进出口变化进行过追踪调 査，直到1989年，从而测定出了调整汇率的效果(《美国的产业战略〉，东洋经济新闻社出版)。

　　这里，我仅对通过调査结果分析出的结论作一交代。粗略计算,美国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项进出口商品中，分别只有40%对美元贬值作出过反应。就是说，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贸易收支中能够利用汇率手段进行修正的范围，并不像学院式的“教科书”想像的那样全面。

　　同时，由于“不可逆转性”论点被用于不同的行业，所以某个特定时期中(这里指80年代中期)在美国企业中发挥汇率调节作用的行业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特定。那么针对美国的药方，也就不应该是古典的对外贸易理论或者克尔古曼的“MA模式”派生出来的“日元全面升值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