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天堂成为英国战后重建的崛起因素（二）

　　到1955年为止，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执行它不寻常的美元贸易的同时，正统的英国正在破碎的这个事实也变得愈发明显。印度在1947年宣布独立，共产主义游击队在攻击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者，埃及也打破了殖民统治，苏丹的内战开始爆发，加纳也在准备独立。1956年7月，就在英格兰银行开始注意到中部地区活动的一年后，埃及总统加迈尔•阿普杜拉•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帝国在伦敦的残余公司开始恐慌，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最大的股东，还在于纳赛尔挑战了英国和法国遍及中东甚至世界的统治地位。英国和法国抱着试图调整他们在战后处理国际事务中被削弱的地位，但是仍然受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动机和傲慢所驱动，加入到以色列形成一个三方的侵略当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决定不允许欧洲帝国主义将阿拉伯世界驱赶到苏联的同盟当中，在英镑的剧烈逃离面前拒绝加以援手，这使英国在10月20日 到12月8日期间就损失了4.5亿美元的储备。英国几乎破产，于是不得不选择撤退。英国在新加坡的失败只是再一次严重蒙羞，伦敦金融城历史学家大卫•凯那斯顿说道：“这虽然残忍，但是清楚地表明了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结束。”几个月后，科万•恩克鲁玛在加纳卷起了英国国旗，跟英国说了永别——被白蚁侵蚀的大英帝国大厦开始崩塌。

　　到1965年为止，一个在二战之后统治过超过7亿外国人的帝国急剧收缩到只有500万人，这个事实众所周知。但是这个故事从金融方面来说几乎没有人了解，在苏伊士的阴霾之外，在伦敦萌发了一些新东西，并且最终发展到取代了这个古老帝国给伦敦金融城带来了更大的金融荣耀。在苏伊士时代，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主要是建立在帝国货币流通的区域，这些成员国将钱存入伦敦并使用英镑作为他们的货币或者将他们本国的货币与英镑绑定。在大英帝国的区域内，贸易和资本可以非常自由地流动，并且帝国采取艰苦的努力来控制准备金的流出，就像凯恩斯自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斯基所说的“在乱世中的一个互恵互利的社会”。即使在1957年，以英镑进行的贸易仍然占全球贸易的40%，并且英格兰银行想继续保持这种态势。一位银行高管乔治•博尔顿说：“英国的政 策是坚定地保持以维持和发展英镑作为国际货币使用为导向的。”但是随着帝国的破碎，英镑和美元之前维持的82.80 = £1.00的汇率开始动摇，英镑的地位开始变得非常危险。英国首相在1956年底说道：“我们继承了一个古老的曾经非常赚钱并且稳固的生意，而现在债务却是资产的4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会买英镑区域的银行系统。”让伦敦的这些老绅士资本家去承受这些实在是太多了， 就在这时一些新东西开始产生。英国的大臣想要通过抑制银行的海外贷款来停止资本的枯竭，而英格兰银行也不想看到伦敦银行家的生意受到压榨，于是想出另外一个方法来重新平衡英国这种动摇的不平衡状态：提高利率，以便吸取新的资金进入伦敦并抑制进口货物的消费需求。如果这使得英国开始进入衰退，那也是可以接受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惊讶地发现在1946年国有化的法案中根本没有任何条款赋予他权力来改变英格兰银行的方向，所以他威胁说要变更法律条款来赋予他控制并直接向银行下达指令的权力，可能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是谁在真正掌控经济力量。英格兰银行长官寇伯德勋爵在一场激烈的演讲中强调，只有他才有权指挥银行。不仅仅如此，他还威胁说如果政府试图做任何改变，他就让政府破产，最终，麦克米伦投降了。盖里•伯恩写道：“在没有对伦敦金融城造成任何不便的情况下英镑得到了保护，银行赢得了与财政部之间的战争。”但是麦克米伦也赢了一环，政府可以控制伦敦各商业银行的英 镑贷款，对这些银行来说这项国际业务是它们的命脉。这对它们来说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者至少看上去是，但实际上发生的只是它们将用英镑放出的国际贷款改成了美元，并且英格兰银行并没有试图阻止这项新业务。英格兰银行也决定不对这项业务进行监管，因为英格兰银行认定没有必要对这业务进行监管。并且，从这种贸易在英国君主地内发生开始，其他地区的政府机构也不允许对它实施监管。私人银行家门发现了一条逃脱从二战之后施加在他们身上严密限制的途径。

　　在那些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英格兰银行严重受到炫耀和固执的乔治•博尔顿的影响。历史学家大卫•凯那斯顿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博尔顿是“新法案 充满智慧的教父之一”。博尔顿在1917年从伦敦金融城外汇交易员做起，不久就像从事这行的其他人一样，对监管制度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崇拜者和批评者称他为“国际自由企业倡导者”、“商业冒险家”和“小疯子”。博尔顿在事业上不断上升，到1948年进入英格兰银行，这是在英格兰银行国有化的两年后，也是亨利•摩根索宣布他想要“将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转移到美国财政部”意图的两年后。这是在货币控制时代的一位前货币交易员，博尔顿到英格兰银行似乎不是偶然，至少表面看上去不是。他说：“在那些高度闲逸的日子里，我在夜深后偷偷从边门溜入讨论外汇交易的会场。”

　　博尔顿是一个略显肥胖，看上去天性快活的家伙，还戴着角质边框的眼镜，他很快就变得很有影响力，并旦为他相信的东西努力奋斗。传奇的商业银行家 西格蒙德•华宝说：“他的态度没有丝毫的不明确或是三心二意。我总是会尊重他个人并被他做岀的声明所感染，还有他作为观点提出的道德热情。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理想主义者，只为他所坚信的目标奋斗。”华宝继续称赞地说道：“他的影响总是会让个人努力受益，而与国家机器更加匿名的权力相区别。”博尔顿不仅仅是热心帮助私人利益跳过繁琐的监管制度，他还深深地醉心于大英帝国的荣耀，他曾经说：“如果我们可以丢弃掉经济学家的束缚和社会主义疾病的压制，我们就可以再次成为骄傲的人群。”作为英格兰银行外汇部领导，博尔顿处在伦敦推动未监管的美元市场发展的一个完美位置上。银行很容易决定监管这个市场，而要决定对此不进行监管并防止其他国家进行监管，我们只能理解成是英格兰银行积极地创造了这一切。英格兰银行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博尔顿说，这是“在我们当中一部分人有意的努力下由四处飘浮的一点一滴的资本拼凑创造出一个货币市场”的结果，这就是伯明翰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罗恩•帕兰称作“监管制度的真空，或欧洲市场，或离岸金融市场”的诞生。举例来说，一家英格兰银行会保留两本会计记录：其一是记录境内运营，也就是交易双方至 少一方是英国的;而另一本是离岸运营，也就是交易双方都不是英国的。换句话说，就像帕兰说到的：“欧洲市场从本质上来说可以仅仅被称为是一个记账的装置”。

　　“欧洲美元”和“欧洲市场”这两个术语实际上是用词不当。市场与今天的欧元货币没有任何实际关系，它们也不仅仅是用美元进行交易，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货币都像今天一样进行交易。就是从这个始点，现代离岸系统才真正开始。并且，就像在离岸系统中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一样，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政治事件立即开始支持伦敦这个新兴的市场。当时的苏联不想在纽约存放过多的美元，他们担心随着冷战的恶化这些钱会存在被没收的风险。但是他们也不想投资英镑，这是一个正在崩溃的帝国很有风险的货币，于是他在这个新兴市场中看到了机会：他们可以在伦敦存放美元。所以，从1957年莫斯科那罗德尼银行在伦敦存入几十万美元开始，苏联人开始逐步进入这个新兴市场。卡尔•马 克思如果知道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培育出历史上最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系统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一定会目瞪口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