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天堂成为英国战后重建的崛起因素

　　欧洲美元作为一个新的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企业和有钱人的避税天堂，引领了伦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的重生，将伦敦与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和其他属地联系到—起。

　　由于布雷等森林体系在50年代进行得很好，美国经济增长良好，全国各地的人民开始第一时间购买冰箱和电视。民主选举出的政客制约了银行家，华尔街开始寻找逃脱这种民主严格约束的途径，最后他们在伦敦找到了出路。

　　5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伦敦金融城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离岸活动。当这种不寻常的活动开始的时候没人完全地赞同，这种活动很可能是英格兰银行的员工在1955年6月发现的，他们注意到米兰银行某些单笔交易现在已经成了汇丰银行全球交易的一部分。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在市场上盛行，按照他的观点解放全球金融会使国家受到各种形式的束缚。外汇汇率通常是固定的，除了以客户的特殊贸易融资为目的，银行不允许用外国货币进行交易，也不允许接收外币存款，并且政府紧密控制金融资本流入和流出他们经济体的速度。

　　米兰银行吸收了与它的商业交易无关的美元存款，违反了这种外汇管制。更为甚者，米兰银行设定的美元储蓄利率大体上比美国法规允许的还要高。一位英格兰银行官员召来米兰的主要外国经理进行谈话，当时，法规由包括被邀请到英格兰银行喝杯茶等内容组成。如果你的方向不对的话，对面坐着的人会抬一下眉毛提醒你。对米兰银行来说幸运的是，英国正在竞争支撑它不稳固的外汇储备并且英格兰银行不情愿取消国际业务的这个新领域。他总结道：“我相信，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挤压米兰银行，这是非常明智的。”

　　伦敦金融城中心受到复杂的法规和程序的约束，经纪人戴着高帽，并且每天晚上在上下班高峰时间，一队身着猩红色束腰外衣和熊皮衣的卫兵会行军经过伦敦金融城。安东尼•辛普森在2005年版的他的著作《谁经营英国》一书中写道：“一位银行家可以横穿过街道表示他对卑鄙交易的不赞成，在所有这些惯例之后是对建立在公共价值和诚实基础上的社团的假想。这个社团可以通过内部交易和秘密交易轻易地反对公众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并且它是建立在卡特尔(卡特尔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的基础上，可以将竞争者和新进入者排除在外，但它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坚定的握手通常足以保障某人的信用，自由党领袖 乔•格里蒙德评论说：“大量交易可以不通过随身备忘录、会议、联系等等这些手段就完成了。”

　　实际上，这个非正式社团的成员已经发现了绕开外汇管制的路径，一位高官评论说：“现在只有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才在意外汇管制。”在伦敦金融城中，银行家们则忙于他们古老的欺骗把戏，英格兰银行或多或少都容忍了。他们最喜欢的一个要数证券回购：一位高额纳税人会在一个证券要到期支付票息前将它卖掉，随后又会在一个更低的价位上将其买回，来制造一个免税的资本收益。收到票息的短暂持有者通常是境外的其他人，他们也会通过别人来逃避所得税。英格兰银行官员冷冷地说，证券回购是“瑞士所有酒吧里最普通的话题”。一位英格兰银行主管被发现，在官方利率大幅度上涨前联系他在香港的共谋者“提前紧缩货币”使他们能皆大欢喜。当调査委员会让他解释他在何时说了些什么的时候，这位主管辩解说：“我们是在荒野上进行这次谈话的，至于具体谈话的时间我想不起来了。”

　　不考虑这些偶然的状况，伦敦金融城还处于非常平静的状态。一位美国银行家冋忆说：“到周四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其中的一位高级合伙人会来到年轻人面前说：你们还待在这儿做什么?回去过周末吧!劳埃德银行的一位主席奥利弗•弗兰克斯将此比作在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下开一辆马力十足的车。 弗兰克斯说：“银行处在麻木的状态，这有点像是梦境。”现在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一个银行家面对政客的强大力量感到虚弱无力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是几百年中仅有的政客有点可以控制金融部门的时段。在银行家对政治发动猛烈攻击前，政客已经躲进了英国国民医疗保障制度中以至于从那以后，这个部门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机构之一。一封在40年代后期的信很好地表现了这种情绪，米兰银行董事会成员哈勒赫勋爵在回应同业公会的左翼领袖斯塔福德•柯里普斯的演讲时写道：

　　“未来我拒绝再收到卑鄙的道尔顿或者跟他相似的同事的演讲副本。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个人野心和恶意而违背帝国商业、工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利益，这两个人是我们米兰银行所有员工的敌人，他们是这个残忍的政府里最坏的两个元素，因此我写这封信以寻求你们的保护。”

　　休•道尔顿是英国工党财政大臣，当时的政府刚刚国有化了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众多银行。道尔顿喜欢引用凯恩斯的格言，低利率将导致“靠利息生活的人的安乐死”——靠利息生活的人被定义成不卷起自己的袖子干实业，而是单纯地看着他们已有的资本在别人的辛苦劳动下增长的“不行使职责的投资者”。这种观念我再熟悉不过了，多年以来我一直看到石油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的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们靠着几乎毫不费力就可以从地下开采出贵重的矿产资源发了横财。

　　凯恩斯的话强调了，一直存在于金融和靠利息生活的人之间，以及和产业之间普通而深远的紧张关系。就像我提到的那样，高利率对银行家来说非常有利可图，和其他东西一起，它们帮助吸取外国资金追逐更高回报。但是它们对实际生产性的商业意味着昂贵的借款和货币升值，使他们的商品跟外国竞争者相比要贵得多。所以当道尔顿宣称他“必须站在积极生产者的阵营，反对消极地靠利息生活的人”，他正好把自己放在了反对银行家的位置上。当这些都在发生的时候，另一个对凯恩斯激进的挑战正在瑞士孕育，然后蔓延到世界著名的各个避税港。

　　你所面临的是一个荒凉的世界，纳粹走了。在战争中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鼓动了一大批穷人和工人，他们血染欧洲战场，他们需要为此得到回报。艾德礼和罗斯福当政，法国处在一个半改革的状态，意大利共产党有200万党员。你不会去弗兰寇的西班牙，也不会去比利时、荷兰或者波兰，那你还能去哪儿呢? 哥斯达黎加?你想要新鲜的空气、好的旅店和同情你的资产阶级，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瑞士。从3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个自由国度，即使在战争中也是。你可以在瑞士大报纸《新苏黎世报》上面表达你的意见，瑞士没有你需要担心需要防卫的工人运动，也没有需要相互协调的会中断经营的运动。

　　从一开始，朝圣山社团就通过阿尔弗雷德•苏恩森•泰勒先生，以及后来的伦敦金融城一家主要保险公司的主席、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同事格兰切斯特勋爵和伦敦金融城有着牢固的联系。苏恩森•泰勒不仅是提供了一个受富裕的、反政府的伦敦金融城金融家欢迎的联系，还帮助开启了英格兰银行基金来资助英国代表团参加朝圣山社团会议。一家中央银行明显积极地支持反政府运动这相当奇怪，但是奇怪的还不止这样。

　　在250年前建立的英格兰银行，作为富裕的伦敦金融城银行的一个俱乐部，直到1946年凯恩斯主义学说在战后和大萧条短暂的统治期间，政治家才有政治权力来对这家银行进行国有化。即使在国有化之后，政客们还是无法控制它。政府不能解任银行主管，银行仍然在进行秘密的内部经营，至今银行仍在继续不断地从伦敦金融城的私人金融服务公司引进高官。一份1956年的英国财政部文章中总结到国有化并不能代表发生了相对于过去来说的“任何基本的变化”。凯恩斯将英格兰银行称作“实际上独立于任何形式司法控制之外的私人机构”。英格兰银行还保持着英国国内强有力的说客地位，就好像是保护伦敦金融城和它的自由世界观的禁卫军，也就是保卫全球的离岸体系。就像学术作家盖里•伯恩所说，英格兰银行一直是“英国国内自由思想最强有力的智囊团”。伯恩几乎是对的：只有一家类似想法的机构比英格兰银行更为强大，那就是伦敦金融城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