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保密制度：瑞士赚钱的法宝

　　瑞士利用中立的立场和银行保密制度，成为欧洲古老的避税天堂，并聚集了大量财富。

　　20世纪20年代，当维斯蒂家族刚刚开始建立他们的税务操作公司时，瑞士的银行家已经非常厚颜无耻地拿“最具灵活性”地进行纳税打广告，以至于瑞士外交部部长担心他国的报复行为而催促他们尽可能放低论调。欧洲国家的政府们不仅担心丢掉税收收入，还担心德国的资金由于一战德国战败而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协定而外逃到瑞士。瑞士联邦委员会在1924年宣布他们“决定严格拒绝任何形式的(德国资金)外逃行为”。

　　但这一次的新丑闻却是有所不同的。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法国政府准备采取非常紧缩的财政预算，公众对此已经产生了厌恶情绪。在巴黎参与调查的所有38位地方法官分别被指派名额起诉名单上的客户，法国财政部长承诺“会采取政府可以采取的一切手段”打击逃税行为。瑞士方面则拒绝了法国政府要求的一切合作，在一份官方保密文件中这样写道：“我们是绝对不会协助法国方面人员进行司法合作调查的，这会对存在瑞士银行的外国存款所产生的大量业务造成非常不好的反响。”但是当法国人将巴塞尔商业银行的两名官员以不合作为名关入大牢时，瑞士政府以及瑞士的银行行动了起来。

　　首先，一系列以此事件为题的文章充斥了瑞士的各种媒体，这些文章都集中强调了法国警察所采取的铁腕政策，而对瑞士的银行在经济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帮助其他国家纳税人逃税只字不提，把瑞士粉饰为被外国政府恃强欺负的受害者形象。一家当地的报纸宣称：这是对瑞士赤裸裸的攻击行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仇恨之战”。这几乎就是今天瑞士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头条报道的瑞银集团人员因帮助美国富人逃税而被美国当局逮捕的前奏。

　　接下来发生的更为重要，这个故事如今在瑞士是人所共知。瑞士的银行曾为德国的犹太人提供资金保密业务，使这些资金逃脱纳粹的掠夺。故事可以追溯到1966年，当时瑞士信贷银行的前身发布了一篇公告，从那时开始，瑞士的银行家一直在将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由于瑞士银行一直以来都以银行保密制度是为了保护犹太人的钱为借口拒绝与美国签署新税收协定，美国官方表示非常不满。1970年3月一个瑞士联邦委员会在官方上赞同故事的说法，随后在1977年一位前《日内瓦报纸》编辑推出一本描写当时可怕情景的书，书中就有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是描写盖世太保如何渗透进瑞士想找到犹太人银行存款细节的。问题是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大萧条期间，从1931年开始瑞士农民和工人运动不断展开唿吁对银行要有更多的控制。银行家们害怕对他们一直以来紧紧控制住的金融主导权的正式调査可能会让银行保密资料泄露，他们急切地要推出一项新法案，那就是将违反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列为犯罪行为。

　　到1931年8月，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右翼日报《苏黎世报》一直在攻击政府监督银行的行为，并且在1932年2月，一位顶尖的银行家在给政府寄去的立法草案里有一个条款是将违反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列为犯罪行为。不管怎样，实际上在当年10月发生的法国丑闻还是鞭策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到1933年2月，一部新银行法的官方草案已经准备就绪，这时希特勒走上政坛才刚满18天，他还远远没有控制住德国国内形势，更别说掌握德国所有的情报机构了。瑞士法律最终在1934年采用该法案将违反银行保密制度定为刑事犯罪，将受到罚款并会坐牢，最终采用的法案跟初稿几乎完全相同。1936年德国才对私设海外账户而未向第三帝国申报的行为处以死刑。尽管瑞士银行家协会对于他们假想的盖世太保到瑞士来攫取犹太人存款信息的事件没有任何记录，尽管瑞士银行保密制度是为了保护在德国的犹太人财产的故事已经成了一个谜，大家还是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一位金融作家尼古拉斯•菲斯这样认为：“它给了被围困的瑞士人一个突破口，当他们被各国各方指责窝藏罪犯的时候，他们可以高举这面道德的大旗。”当美国政府在2008年开始对瑞银帮助美国富人逃税事件展开调查时，这个故事又几次被 推出来做挡箭牌。《金融肘报》在2009年撰文：“银行保密法案在1934年推岀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为了保护德国的犹太人和工会会员免受纳粹的洗劫。”

　　从历史上来说，保密制度在瑞士可谓根深蒂固。瑞士洛桑大学当代史教授赛巴斯蒂安•古埃克斯这样解释：“瑞士可能是最古老和最坚固的避税港。开曼群岛和巴哈马实际上是英国伦敦的延伸，它们并没有真正的自治权，而瑞土不仅仅是美国富翁的保险箱。瑞士成为避税港可以追溯回七个世纪，涉及三四十个大家族的战略计划。如果你是这些家族中的一分子，那么你在世界上可以算是挙足轻重，他们可以不依赖于全球金融而独立存在。”瑞士的建国传说，就好像是美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那是一个13世纪的关于威廉•泰尔的故事，小学生们都知道威廉•泰尔就是那个在侮辱了皇帝的收税官之后不得不拿起弓弩射中放在他自己儿子脑袋上的苹果的民族英雄。这个不向任何权力低头而只遵循自己生活的山谷社会规则的、坚强的山地弓箭手就像是瑞士自身的缩影，并反映了勇敢的阿尔卑斯山地居民对暴政的抵抗这个重要的事实。也恰好符合“特别”，这个极具瑞士人风格的词语一那就是瑞士在世界上具有的相当特别和相当出众的地位。

　　几个世纪以来，瑞士人对他们自身的组织管理就像是一个扩张的、自力更生的山谷社会，这就使得外国军队无法控制它，并且瑞上这个国家是由几个自力更生的独立单位松散地联合起来的。瑞士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语言区：大多数人说德语，以苏黎世为中心，主要居住在瑞士的中部和东部的地区；少数人说法语，以日内瓦为中心并定居在瑞士的西部地区；相对更少的意大利语居民，以卢加诺为中心定居在瑞士的南部地区；还有些乡下的罗曼什语居民散布在东部地区的山谷。或者你可以用行政区和社区进行划分，或者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进行划分，你甚至可以用不同的意识形态进行划分。

　　瑞士人用两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分类。第一种就是在外国冲突中保持中立，举个例子来说，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可能会引发说法语的瑞士人与他们说德语的同胞之间的对立，甚至爆发内战。瑞士的中立传统可以倒推回几个世纪，这种传统在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上首次被欧洲正式认识。第二种瑞士管理内部破裂的方法就是创造一种极度分散的错综复杂但是却直接民主的政治体系，给地方单位很大的权力。频繁的投票使得瑞士的宪法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总能避免普遍的动荡局面。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坦伯格解释说：“瑞士人相信总会有政治上的妥协办法或者某些宪法机构能绕开困难问题。瑞士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实体，它恰好避开了现代纪元的中央集权化管理，就好像是神圣的罗马帝国在现代国家中央集权化的浪潮起伏中幸存下来。”

　　在这个极度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下，政府只得到了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税收收入则被国家的26个州和2750个自治市平分。这个结构依次产生新的动态的离岸组织：各个州之间互相削减税率，甚至降低税率。这在今天，与瑞士的保密制度结合在一起，吸引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些公司。就拿坐落在优美湖畔的楚格州来说，这个州非常谨慎地持有27000家公司，大约每四个当地居民就持有一个公司，这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公司巨头瑞士嘉能可国际公司和斯特拉塔公司，还有为欧洲大多数国家修建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公司。楚格州成了亡命徒投资者马克•里奇的避难所，马克•里奇于2001年在一片争议声中被美国总统克林顿赦免。同时楚格州还是众多明星的避税地，这其中就有德国前网球明星鲍里斯•贝克。这些跨国公司巨头用经济手段来使这些行政区臣服，并给它们很大的支持让它们影响地方立法。在临近的沙夫豪森州的美国泰科电子公司在从百慕大搬迁到这里后，曾跟当地政府协商他们纳税的税率。公司一位前高官普利斯卡•罗斯利解释说：“这个州这么小，你完全有机会接触到当局的官员。”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也能让这些金融资本家消除顾虑。瑞士的政治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调和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各方之间的协商来达到共识的。瑞士的统治者联邦议会是由七个代表不同党派的成员所组成的，但是尽管他们代表不同的党派，他们必须一直把集体的利益置于各方利益之上，所以，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其他地方在野党和执政党进行激烈肉搏的时候，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这里的情况却是这么的缓和：政客们很少有什么不一致的意见。

　　所以尽管社会党反对银行保密制度已久，但社会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却必须与官方站在同一战线，无条件支持银行保密制度。在公共场合，党派领导人须用委婉的说法表达观点，就像“是的，但是……”和其他被弱化过的反对声音。近些年来这种调和的声音随着反对移民迁入的右翼党派瑞士人民党的崛起而被搅乱，但是瑞士人民党还是非常支持银行保密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