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和他反对金融资本的斗争（三）

　　今天许多人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物，它们都是在为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服务，或是作为华尔街银行家的工具，可这并不是本意。凯恩斯本来要建立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几乎就是与现在全球自由资本通过离岸中心流动这个系统完全相反的凯恩斯想要一个 自由贸易的世界，但是他却认为只有当金融严格受到政府监管的时候商品才有可能自由流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资本浪潮产生的周期性危机可能会阻碍増长，破坏并降低贸易信用，并很有可能将脆弱的欧洲经济推向共产党的怀抱。就像他注意到的那样，在民主和自由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张力。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里，如果你想靠降低利率来促进地方工业发展，那么资本会流 向海外寻找更高的投资回报。投资者对国家政府拥有否决权，并且数百万人民 的实际生活会被印度经济学家普拉布哈特•帕特内克称为的“一群投机者”所决定，政府需求管理被不可控的泡沫经济膨胀和破产所取代。金融资本的自由却意味着国家决定自身经济政策方面更少的自由，在这种特殊的自由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束缚形式。

　　凯恩斯的答案简单而有力：控制资本跨境流动。资本控制最早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出现，政府试图阻止资本外逃来对资本所得征税并保持低利率，以保证战争支出。这种控制在战争结束后就消失了，但在大萧条期间部分回归，并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安排下席卷整个世界。然后这种资本控制开始变得有漏洞，并大约从70年代开始逐渐在世界上消失。美国在1974年就摆脱了大部分主要的控制。

　　资本控制对那些没有经历过它们的人来说很难想象。索尔•皮乔托教授曾经给我看过他的老护照，其中一个部分标题为“外汇用途——私人旅行”，上面盖有官方印章并签字。为了得到海外旅行所需要的外汇，你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公司也同样必须得到许可才能把钱转移到境外，这种系统在今天几乎不可想象。资本控制所要做的就是减少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让政府有空间来实现其他目标，比如说保持高就业率。凯恩斯的方案并不是通过假想的 投机者和金融家来给民主政治加上限制，而是要限制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

　　一本与凯恩斯有关的书的作者杰夫•泰利相信凯恩斯支持资本控制的主要原因是他相信利率应该被设定并保持在低位，这使凯恩斯坚定地站在了实业家(对他们来说利息是作为成本的)这边，同时处在金融家(对他们来说利息是作为收入的)的对立面，就像凯恩斯本人所说：“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应该是战后系统的永久特征。”金融应该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主导社会，但布雷顿森林计划所犯的一切错误，正是让金融成为了社会的主导者。

　　这帮助我们了解到今天我们已经距离凯恩斯和怀特创造的系统有多远。废除资本控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远远超出那些，现在的世界资本 不仅可以自由地跨境流动，并且还受到离岸政策的吸引，在更加积极和人为鼓励的环境下流动：这些吸引政策包括保密性，逃避谨慎的银行业法规的岐督，零税率等等。既得利益下的律师、会计师以及银行家组成的基本构造加速了资本流动并加深了不正当的激励政策，如果凯恩斯知道的话，一定会被吓坏的。

　　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却不太为人所知的事。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拥护这样一个简单的理论：贫困国家缺少资本，国外投资可以填补这个缺口，所以加强 资本自由化，使其流入那些缺乏资本的国家是完全讲得通的。表面上看这的确 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是这个主流的理论严重失败在它忘记了 ：如果资本自由化的话，钱并不一定是流入资本缺乏国，而可能是相反的，从这些国家中流出。凯恩斯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他说：“如果排除资本外逃这种现象，那么这个明智的国内政策也许更容易达成。”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话如今听起来真让人寒心，因为凯恩斯时代的少量资本外逃跟今天跨境流动的巨额资金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即使在战后世界严密的资本控制下，也存在漏润。跨国公司需要得到许可才能将投资资本转移到海外，但如果是以最近使用为目的的话移动资金就自由得多了，最近使用目的包括为贸易融资和其他的前后几天的交易。当然，你可以轻易地将资本付款掩饰成最近的，但是凯恩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已经有了答案。加拿大学者埃瑞克•海林纳注释说：“凯恩斯和怀特曾对此提出更深层的处理方案，这经常被人遗忘。他们提出说如果接收外逃资本的国家协助他们执行，那么对资本的控制将会更加有效。”在布雷顿森林协定最初的草稿中，凯恩斯和怀特都要求接收外逃资本的国家政府与资本外逃的受害国政府共享信息。如果没有了保密性的诱惑，资本外逃的情况就会改善很多。简而言之，他们想要的是国际金融的透明度。美国的银行在30年代通过处理欧洲外逃资本获得了巨大利润，他们害怕透明度将会降低纽约的吸引力，于是他们取消了这项提案。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早期版本中有“必须”在资本外逃上合作的语句，最终的版本中已经更改为“允许”。通过这一个词的改动，大批队伍又开始静悄悄地将资本从衰败的欧洲通过大西洋运往美国了。

　　随着发生的资本外逃跟凯恩斯和怀特所害怕的一样糟糕，1947年6月一份美国政府的分析报吿虽然承认只了解全局中的一部分，但却已经发现欧洲人在当时持有43亿美元的庞大个人资产，比美国当年给英国的巨额战后贷款还要大得多。美国银行家非常兴奋，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在欧洲爆发。美国用援助的方式填补了漏洞：1948年巨大的马歇尔计划。广泛认为该计划通过弥补欧洲国家的巨额赤字发挥作用，但是埃瑞克•海林纳提出，马歇尔计划真正的重要性是“简单地弥补美国在开始调控热钱从欧洲流出上的失败”。1953年权威的《纽约时报》 记者迈克尔•霍夫曼还注意到美国的战后援助实际上比从欧洲流入美国的资本还要少。

　　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说：“有一小撮傲慢自私的人，他们的资产遍布各地。这个国家节俭的老实人却在纳税支持一个外国援助项目，同时在国外的富人们却毫不提供帮助。”他的话在今天的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多数其他国家的居民听起来一样会感到痛 苦，他们无助地看着当地的权贵掠夺国家的财富然后跟西方的金融家和商人一起将这些财产隐藏到离岸地来逃避纳税。马歇尔计划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那就是美国的纳税人为让华尔街和它的顾客们欣喜的政策买单。当时鼓吹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靠精密的欺骗和大众的无知而进行的非法勾当，就像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那样，这种不法行为从那以后成倍地增长。

　　凯恩斯在纳粹在欧洲投降的前一年，也就是1946年4月逝世。在他死后，对他的赞誉之声蜂拥而至。凯恩斯生前最强大的对手之一莱昂纳尔•罗宾斯说：“他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的祖国，就像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一样。”罗宾斯之前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那时刚刚炮制岀一个新的自由市场理论来打击凯恩斯主义，但他也称凯恩斯为“我遇到过的一位真正的伟人”。尽管凯恩斯在许多方面失败，他所主张的很多事情还是很合适的，尤其是广泛使用的为追求国家自由选择民主经济政策而采取的资本控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或者至少不能说他是错的。在战后的两年短暂时期，美国金融界主导政策制定，限制性的国际秩序还悬而未定。这种灾难导致了1947年新的经济危机，败坏了银行家的声誉，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事态的限制性变得更强了。

　　在1949年之后的25年时间里，凯恩斯思想被这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广泛地执行，这是一个普遍髙速增长和相对稳定繁荣的时代。对当时的情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柯米伦在1957年曾经有过这样难忘的概括：“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富有过。”1950年至1973年之间，在广泛的资本控制(尤其是高税率)之下，经济年增长率的平均值美国是4%，欧洲是4.6%。不仅是富裕国家享受到了稳定高速的增长，剑桥纪济学家张夏准称，在广泛的资本控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在60和70年代每年增长率都达到3%,比在那之后的增长快了很多。在80年代，随着全球的资本控制逐渐放松和税率的下调，离岸系统真正开始繁荣，增长率随之急剧下降。一流经济学家阿文德•萨伯拉曼尼亚和达尼•罗德里克在2008年解释说：“金融全球化并没有产生更多投资或者新兴市场更高的增长，对资本流入依赖最少的国家才是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平均增长率固然重要，但是要了解大多数人生活得到底有多好，你还必须同时关注不平等问题。70年代中期之后是离岸时代，不平等现象开始在各国爆发。根据美国联邦劳动统计局的数据，不考虑通胀因素，2006年美国工人实际 每小时工资比20世纪70年代要低。与此同时，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从不到工人平均工资的3备，增长到工人平均工资的近300倍。这也不仅仅是关于发展和不平等的问题，其他研究发现在1940年到1971年间的黄金时代，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任何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的总数也只有16次，但在1973年之后的25年间，共有17次银行业危机和57次货币危机，更不用说其他众多金融灾难了。对历史长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2009年做过一次全新的研究，追溯了超过800年的经济历史得到这样的结论, 如评论家马丁•沃尔夫所说：“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危机就像秤和碇一样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当心从这些事实中推论出太多。黄金时代高增长率不但有政府需 求刺激下的战后重建和战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原因，其他原因也同样存在，70年代石油危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随后而来的危急和停滞。

　　结论尽管没有那么勐烈，但是也足够强大了。黄金时代向我们展示了国家乃至世界经济都有可能在对资本流动进行广泛的甚至官僚的控制影响下快速稳定地增长，今天的中国在小心地限制内部和外部投资还有其他资本流动的情况下发展迅速，很明显这种过时多年的控制应该成为一种政策选择。2010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文章说明资本控制有时是一个经济体寻求应对资本流入冲击的“政策调整手段”。如凯恩斯相信的那样，大多数时候国家都可以只利用国内的信用系统和地方资本市场而不借助全球离岸金融这种危险系统的力量。令凯恩斯害怕的基础系统——驱使国家政府的一拨拨热钱，在今天来看要比在凯恩斯时代要重要得多。

　　70年代之后发生的不仅仅是资本自由运动的回归，而是金融自由化的展开：从70年代以来撕开金融控制的离岸系统不仅是金融资本的加速器，还是资本的扭曲力场，在它的扭曲之下，资本不再做最有效的生产性投资，而是找到保密性最高、监管制度最松的地方来逃脱文明社会的统治，是时候把我们的脚从这个加速器上挪开了。

　　在凯恩斯逝世后的几年里，即使他的学说成为了决策者之间的正统说法，但一种自由主义的复兴却试图破坏它的信誉。1980年，芝加哥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写道：“在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理论。听众们在听到这些的时候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些人真是太可笑了。学术界对凯恩斯的攻击众所周知，与此并列的是一种开始于伦敦金融城，后被华尔街所拥护的思想，这种自由对待现金的意识形态将会为新离岸世界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