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长期的放松管制、经济自由化、大肆举债和奇怪的金融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大牛市的高潮。举个例子来说,在经济繁荣膨胀的后期,美国最富裕的24000人的平均收入是美国最贫穷的600万家庭收入的63倍,并且最富裕的1%的美国人占有了几乎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仅比2007年开始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比例高了一点点。凯恩斯写道:我们把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混沌当中,在一台我们并不理解工作原理的精妙机器的控制下犯下大错。这与我们目前所遭遇危机的相似之处几乎不容被忽视。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值得一提的相关的离岸系统,有的只是少数几个富人用来藏匿财富和收入避免税务机构收缴的外国司法管辖区。富裕的欧洲人首先会考虑瑞士,而英国人则倾向于临近的海峡群岛和马恩岛。1937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对美国富人在做的事致信给总统:“亲爱的总统先生,这份初步报告中公开的情况极其严重,我们需要立刻对此展开行动。”美国的逃税者已经在“税率低且公司法宽松”的地方设立外国个人控股公司一一他选出了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巴哈马、巴拿马以及纽芬兰作为例子,“股票持有者诉诸一切设备和手段来阻止他人获取他们公司的信息。公司经常是通过外国律师、傀儡法人和傀儡薫事来进行管理,这样实际利益关联方的名字便不会对外公布。”
尽管与现代标准相比当时的手段非常初级,但摩根索勾画的方案轮廓对今天离岸把戏的追随者来说还是相当熟悉的,“普通的工薪阶层和小商人不会依靠这些或类似的手段。合法避税或逃税的是那些被称为工商业界领袖的人……而将这些额外的税赋转移到社会上那些更没有能力承受的纳税人身上,这些人还在为公平分摊高兴呢。”
如果不考虑当时和现在的差异,凯恩斯仍然提供给我们透彻的洞察力帮助我们理解离岸体系,它们也神奇地预见了最近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对工厂、培训、研究、工资以及其他的投资使得社会更加富裕,对它们中的哪一个投资都是一样的。金融和资本投资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我们经常会假定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的时候,某种资本投资同时发生。尽管大多数时候,这些收购都完全不涉及新增的实际投资。当一家公司或者政府出售债券或股份的时候,投资者们用钱换取可以带给持有人未来收入流的凭证。当债券或者股份首次发行时,储蓄金流动了起来,基金也上升了,它们流入了生产性的投资,这通常来说是健康的。紧接着,二级市场出现了,股份和债券在这里被进行交易。这些交易并没有直接促进生产性投资,它们只是简单地进行所有权交换。今天全球市场超过95%的购买都是由这种二级市场交易构成的,而不是实际的投资。
凯恩斯解释了当你开始将实际的商业操作与他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时会发生什么——那些小纸片的持有人尤其是跨境发生的那些,凯恩斯说道:“当相同 的塬则适用于国际间,那么在遭受压力的时候,便不可忍受了——我对我所有的东西不负责任,那些经营我所持有的东西的人对我不负责任。”也许会有一些理论上的计算表现出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在世界范围内交换这些凭证是有效的,凯恩斯说:“但是经验在不断告诉我们: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远离是人和人关系中的恶魔,在长期很有可能或者一定会建立种族紧张和敌意,最终将这些理论的金融计算化为乌有。”
在这个信用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程通过在投资者和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之间制造独特却难以通过的障碍,制造经济混乱的世界中,凯恩斯的话再恰当不过了。大量的抵押品和信用卡债务被金融迷雾层层包装起来,然后重新打包并发售到全世界的投资者链条中,每一次这样的重新打包都把商业和人们实际的工作面分隔得比之前更远。理论上来说,将所有权的凭证互相交换可以帮助资本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风险回报的项目。我们应该向好的项目提供资金,市场中一点点投机的交易可以改善信息和平滑价格,但是当这种投机交易已经超过基本交易量百倍的时候,结果便是会大难临头了。
离岸系统以效率为名试图为全世界的资本流动充当超级润滑剂的作用,却戏剧性地加宽了资本主义的裂口,2007年以来我们发现离岸系统的效率实际上是非常低下的。想想看它给财富造成的损失还有强加在纳税人肩头的负担,更不用说其他远离我们的潜伏在离岸系统中的人工的离岸发生器了:离岸作为公司形成的保密性和复杂性将公司的财务信息分配到全世界各个避税港,避税港通过保护投资人免受其他国家法律法规制约而使这种距离更加深化。
离岸阻止了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增加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使富 翁们将全部风险和紧急救助金的成本从少数投资者转嫁到大多数的工薪阶层身上。那些离岸系统支持者鼓吹的效率完全是子虚乌有,资本不再流向它们可以获得最佳回报的地方,而是流向了那些可以保证最佳税金补贴的地方,那些提供最严格的保密制度,可以最好地逃避那些它不喜欢的法律、规章制度以及法规的地方。上述这些吸引点都与资本更有效分配毫无关系,凯恩斯说得对极了。牢记这些,现在我们可以转向凯恩斯最擅长的一个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建设,这是离岸系统的对立面。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被派往华盛顿与美国人谈判。他开始意识到他手-头有一件重要工作要做:大多数美国人对英国的敌意比他假设的要大得多。斯科德尔斯基注释说,罗斯福憎恨大英帝国,不信任英格兰的贵族,并且“怀疑英国外交部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20世纪2曲代信用泡沫崩溃,大萧条随之而来,美国人相当有效地束缚华尔街令其缄默,许多人对监管更松的伦敦金融城持很深的怀疑态度,这是被憎恨的大英帝国的真实中心。英国在国际贸易中排斥美国商品,罗斯福的共和党对手害怕可能的另一场外国战争的纠缠。许多人会问,为什么在英国设圈套将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拒绝支付战争债务而美国继续依附帝国之后,还要再次帮助英国呢?在1940年英国军队耻辱地 被迫进行敦刻尔克撤煺以后,华盛顿的一些人也不情愿支持这一场看起来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尽管全球经济的中心已经毅然决然地越过大西洋从伦敦传移到纽约,但英国仍然依靠武力掌控着印度、非洲大部分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并且拒绝受他人摆布,凯恩斯好战与聪明参半的风格恰好符合美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随时准备欺骗他人超级狡猾的帝国操纵者的刻板印象。当凯恩斯第一次会见讨厌学术术语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的时候,非常详细地讲了一个小时。一位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随后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摩根索“一个字都没听明白”,直到某个“能完全理解它的人将这些话直截了当地逐字逐句写下来再读给亨利听”。罗斯福总统的顾问之一哈里•霍普金斯称凯恩斯是“那种什么都懂的人”。
凯恩斯的问题出在这儿,美国人希望英国人与法西斯主义战斗,并且在1941年3月颁布租借法案给予巨大的军事援助,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人希望借此机会把大英帝国从它的霸主座位上永远地赶下去,就像凯恩斯随后所写到的那样,当看到英国“可能在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就会破产”的时候美国当局会釆取一切的预防措施。英国的主要目标恰恰相反,就是“保留足够的资产使我们有能力采取单独行动”。
这场显然不平等的竟赛对凯恩斯来说是一场非常折磨人的战争。他曾经问过他的美国对手:“你们为什么这么同我们捣乱?”他病得很严重,被诊断为扁桃体和“心脏和主动脉大败血”,但同时他还在屈膝下跪代表着大英帝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这样写道:“每当凯恩斯不同意(他的美国对手)的时候,他通常会因为美国更强大的国力而失分,而在我看来几乎每一个案例凯恩斯都很可能是正确的。”
凯恩斯在华盛顿讨论的正是一种用来管理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新型合作的国际货币秩序建设方案,它吸取了一直高高在上并制造出大萧条的猖狂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私人和中央银行家的经验,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领导下,力图恢复到1914年前取得显着成效的放任自由的金融秩序,这种秩序囊括了自由浮动货币、平衡的政府预算以及世界范围内自由的资本流动——有点像现代的全球金融体系。
大萧条摧毁了他们的梦想并且彻底败坏了自由金融秩序的声誉。“这种颓废的国际化的个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胜利。它不智慧、不美丽、不公平、不道德,并且它还没有履行承诺。简而言之,我们都不喜欢它,我们已经开始鄙视它。”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将形成未来几十年国际金融架构的全球马拉松谈判达到了高潮,摩根索说目标必须是“将高利贷放款人从国际金融的殿堂里赶出去”。
会议涉及多个国家但却是一种美国式的缝合:美国财政部在幕后操纵着起草委员会和会议来制造出美国希望的结果,就像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所说,委员会主席有权在任何他们不希望投票的地方“阻止投票”,并且会“安排讨论” 来阻止不方便的议题传播出去。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大都坐在一旁不直接参加。凯恩斯顽皮地评论到,很难看出代表团的国际“猴子屋”是做什么用的,“在会议结束前就会有急性酒精中毒者产生。”
凯恩斯没有办法按他希望的样子组成新世界银行,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非政治化的机构,是让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不依赖政治而自动解决的监督机构,将不成熟的美国势力撇得越远越好。他也不希望这个组织设在华盛顿,理由同上。但是他的努力最终没有实现,这些事情在1946年的一次随后会议上被决定,凯恩斯尖刻地说他希望“没有恶毒的仙子,没有坏女巫,这些他之前都忽视了也忘了问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凯恩斯言辞所指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佛瑞德•文森,在听到上面的话后说:“我不介意被人叫恶毒的,我更不介意别人叫我仙子。”
如果没有凯恩斯惊人的力量,结果可能会对英国更糟。一位明显对凯恩斯着了迷的加拿大官员在看过了凯恩斯的演讲之后说:“这是我所听过的最非凡的 演讲。他是我们人类吗?他身上有一种神话般的难以置信的光彩。我感觉到他身上存在着一股难解的巨大力量,还带有一点遐想。”当病重的凯恩斯托着疲惫的身体走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举行的盛大宴会时,几百位来宾起身静默恭候,直到凯恩斯找到位子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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