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开始喜欢离岸商业的

　　通过递延税款、税收持赦、国际银行设施和合格中间人计划，美国逐渐对避税天堂业务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避税天堂。

　　早在1966年，一位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总部工作的年轻经济学家，当他在纽约一家公司的电梯里时，一位美国国务院前侦探递给他一份备忘录。目前尚不清楚，大通管理层是否知道这个备忘录是来自华盛顿还是来自大通，但它的内容却令年轻的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感到吃惊。哈德森意外地进入银行工作：1960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完经济学后，恰好当时大通有一个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职位空缺，并且他是唯一的申请人，所以后来他得到了这份从事金融研究的工作。现在，这位有争议但也受人尊重的美国经济评论员哈德森说起他在大通的时光，在此期间，他因一个被格林斯潘称为“讨厌的小挖苦”开除了，但也教会了他很多在国际经济学没学到的知识。

　　大通是石油企业的首选银行，曾要求哈德森对石油工业国际收支进行研究以显示石油公司“对美国是有利的”。哈德森被要求找出石油公司的利润。在生产结束后?在炼油厂?在加油站?大通的总裁戴维•洛克菲勒负责安排哈德森与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财务主管杰克•贝内特见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现已成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帝国的一部分。贝内特给了他答案，“利润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产生，”他说，“我决定它在哪里产生。”

　　他说的其实是转让定价的做法，其中香蕉公司跟踪他们在世界各地避税天堂的账户，以把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把成本转移到高税率国家。贝内特准确地为哈德森展示了，这么大的一个垂直一体化的跨国公司怎么可以在全球各地转移利润而不明显地触犯法律。该公司将塬油便宜地出售给零税率的巴拿马或利比里亚注册的航运联盟，航运联盟再以零售价将其出售给炼油厂和市场销售网点。在生产和消费石油的高税收国家，分公司高价买进低价卖出，所以他们是没有利润的。但在中间环节，在零税率的巴拿马或利比里亚，他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但是，这些庇护所不会对那些利润征税。到今天，会计准则有效地隐藏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将来自不同国家的收入都归为同一类(通常简称为“国际”),它不能显示出利润在哪里产生被谁拿走了。 “只有这些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采掘业，”哈德森说，“可能诱发他们的政府如此消极地面对财政流失。”

　　20世纪60年代离岸的这种泄漏与今天相比，还是比较内敛的。虽然有资本流动的强烈调控和高税收，然而离岸系统依然活着。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热火朝天：美国家庭，特别是最贫穷的人看到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的改善，德国人沐浴着他们的经济奇迹，法国处于其30年经济增长中期，意大利正在为20年后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的伊尔索帕索时刻安装着跳板，日本则是在释放自己的经济奇迹。在发展中世界，婴儿的死亡率下降，经济体増长，失业率只在塬地翻滚，饥饿的孩子们定期发现他们的餐桌上有肉类。

　　大萧条之后，华尔街处于经济乏力中，有相对较少的政治影响力否决累进新政式的立法。相比之下，伦敦在遍布全球的大英帝国中心的位置给了它国内的政治分量以破坏任何英国版的新交易法。不仅英国财政部不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过度干涉，而且伦敦完全有条件为美国银行提供一个逃避调控的煺路，他们可以重建自己的离岸权力。在电梯交给哈德森的简短的备忘录建议中，有些美国人希望改变美国对境外世界的做法。

　　备忘录以“像瑞士一样，流资可能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流入美国”开始，然后开始投诉，“总部设在美国的实体在与瑞士或其他外国流资中心竞争中受到 严重的不公正待遇。”美国在追求脏钱中落后的塬因之一，有人认为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査局通过适当的法院后援从美国控制的实体传唤客户记录和证词的能力”。此外，还有美国的税收和与冷战相关的风险以及外国人对美国基金经理人管理国外资金缺少经验的认识。此外，还有人批评了“限制灵活性和投资保密性”的对投资和破产的约束。

　　该消息的目的是明确的，美国应该变成一个避税天堂。“他们说，我们要取代瑞士，所有这些钱将来到这里，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资助越南的。”哈德森说，“我们需要外国犯罪的钱，但不是美国的犯罪的钱，这是爱国的。”电梯职员在电梯里向哈得森建议说，他可能会发现美国究竟想要多少外国的非法资金。

　　到2005年美国银行可以自由地从国外一长串名单的犯罪中获得收益，包括外国人走私、敲诈勒索、劳役偿债和奴隶制等。从犯罪中获利是合法的，只要犯罪发生在离岸。美国是敞开欢迎脏钱的，就像哈德森的备忘录预期的那样。

　　其实在哈德森上那个电梯之前，美国已经有一些避税天堂的特点。1921年，美国允许美国银行接收外国人的存款并免收利息税，只要这些存款未与美国商业连接。华尔街保证，美国不打算告诉外国政府他们的公民持有的财富，尽管凯恩斯和哈里特•怀特尽了最大努力以打击资本外逃。1961年总统约翰•肯尼迪开始了他与拉丁美洲的联盟——“在规模和目的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合作努力”。正如他所说的，他希望诱哄拉丁美洲把他们藏匿在美国银行的钱遣返回去，在他们自己那里进行再投资。拉美人指出，这不会发生，除非美国修改了税法结束秘密银行交易。国外秘密存放大量财富的口袋，不仅仅是在华尔街，也在其他地方——在得克萨斯州，特别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

　　正如拉丁美洲将美国作为避税天堂时，美国的移民社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者的家庭成为了主要的逃税者。“由于各种文化的塬因，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他们把财产放在离岸。”美国前参议院职员迈克说。除拉丁美洲人以外，加利福尼亚州有很多波斯人和俄罗斯人。“新亚洲”在西海岸和不同地点的犹太社区。“在他们有了孩子并已经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后，他们往往和盘托出。”他继续说，“他们定居下来然后想，天哪，我有离岸资金，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被抓住，我会被拧成螺丝的。”

　　在题为“迈阿密一拉丁美洲的首都”的文章中，《时代》杂志在字里行间暗示了这种准离岸状态：迈阿密是拉丁美洲的华尔街……21世纪西半球贸易、旅游与交流的十字路口。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佛罗里达州成为了法国贩卖海洛因路线的交通枢纽，东南亚金叁角的毒品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兰斯基通过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将脏钱洗白，拉丁美洲的游资和哥伦比亚的贩毒资金，则主要是通过巴哈马、巴拿马和荷属安列斯群岛的路线。

　　1976年以后，佛罗里达地区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地区中唯一一个展示持久性(和巨大的)现金盈余的地方。“迈阿密一半的财产归离岸空壳公司，并且内航道最大的游艇也是注册在境外的。”布鲁姆说，“迈阿密是拉丁美洲的前国家元首、将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朋友的首选之地。”

　　华盛顿在推进透明度上并不强硬：它可能会吓到外国资本所有者，导致资金大量净流出，加剧本已经很糟糕的国际收支状况。肯尼迪在1963年7月首次尝试通过利息平衡税遏制这些净流出，对从国外证券取得收入的美国人征收15%的所得税，其目的是阻止他们出资购买外国旺券。相反，企业却争相来到境外欧洲市场进行他们的融资活动，在1962年至1963年一年时间里，基于伦敦的借款增加了两倍。美国的资本继续血淋淋地流出，1965年约翰逊总统推出了对资本外流的限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制定规则的方式阻止资本流出，”杰克•布鲁姆说，“公司人员都勃然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