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之魂：伦敦金融城公司（七）

　　为了发现伦敦金融城的意见渗入英国国家政体的程度，我找到了一个内部知情人士。通过中间人我安排了一次与英国的税务机构——英国国家税收和海关总局的一位高官的会面，这位高官曾参与大型公司的税收征管，我们在伦敦中心的比萨速递店见面。

　　金融行业尤其难征税，银行利用它们特有的离岸地位来为它们自己避税并创造出基金和免税计划来卖给他人。英国国家税收和海关总局发现了一种股息税逃税计划，局长戴夫•哈特耐特说这种计划“可以去除金融部门在英国的整个公司税税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例如，一家在2003年建立由巴克莱银行和美联银行共同拥有的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员工，没有产品也没有顾客，只有一个在美国特拉华州的邮寄地址。这家公司会付英国税，但是然后它的联合拥有者以一个合法的途径向美国税收机构来索要他们已支付的全部税款。2009年4月巴克莱银行一共有315家避税港的子公司，银行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安排——与其他公司合作来分享有利的税率，这是它们的一贯做法。

　　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税务作家理査德•布鲁克斯说道：“一切的税收减免都以银行而结束，或者它们采用税收减免杠杆来获得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避税是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塬因。简单来说，证券载体是如此的盈利以至于银行产生再多都觉得不够，这正是因为这些好买卖是以避税为其核心的，这是要启动这台发动机最重要的部分。”

　　避税文化看起来已经充满了英国社会。一份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所有商业受访者中，只有3家表示担心由于公司税避税而产生的负面新闻报道。布会克斯说：“这在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中是很正常的事，你会尽一切可能来避税。如果是关于鸡的问题，你会清知名厨师跳出来解决，但这是关于避税的，没有人关心这个。”这种一致性现在已经广泛传播，以至于英国的税收机构在2001年 他们将自己近600幢的办公楼卖给了一家在百慕大注册名为美坡利的公司用来避税。国家审计署在8年之后作出结论，这项交易大概比最初预计的多5.7亿英镑。 2009年政府主管打击公司税避税的大臣本人也在百慕大设立了一家公司用来避税。

　　然后是一家政府拥有的前金融发展机构——英联邦发展公司,在60年前设立该公司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工业发展以及减轻帝国部分贫困地区的贫闲状况。现在部分私有化以及重新命名的英联邦发展公司集团由伦敦金融城卡斯商学院 (“伦敦金融城的知识中心”)院长理査德•杰林沃特主持。2004年英联邦发展公司进行了重组，将60%的股份仅以37.3万英镑的金额卖给了一家有限责任合伙公司。现在的英联邦发展公司就好像是私募市场中众多基金其中的一支，并且2008年的一份议会报告推断说它已经积累了14亿英镑的现金，并评论它“向一家小型的公共拥有的对抗贫困的组织支付了巨额款项的非凡水平”。它说这符合英联邦发展公司宣称的道德经营原则，但不能被证实，英联邦发展公司的管 理成本非常高并在不断上升，它并没有像它应该去做的那样，咨询部分拥有它的发展机构，并旦它也并没有适合地报告它的非财务信息“就好像为减少贫困 而做出的贡献”。它把4%的资源投资给了中小型企业，这就是它要表明的全部。报告推论出“英联邦发展公司为减少贫困做岀的努力证据不足”。据最后的一次计算，英联邦发展公司在像毛里求斯、百慕大和英属维京群岛这样的避税港总共有78家分公司。

　　支付税款应该是公司有责任讨论的中心话题，但是却被忽视。2008年4月《卫报》写到了英国超市巨头特易购的避税策略。报道避税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和昂贵的工作，并且很难让报纸卖出去，但是《卫报》还是敢为天下先。不幸的是，它的故事中有几部分写错了，特易购便针对这个报纸启动了一系列诽谤罪起诉反击，双方交战几回合后最终以《卫报》在头版刊登道歉说明而告终。

　　英国的诽谤法是那些将脏钱带来伦敦的人的一剂良药，这里不像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一样有自由演讲的宪法保护，没有对高级公共利益的辩护，并且不像其他几乎所有地方那样挙证责任是正好落在被告的肩上。牛津大学2008年的研究指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诽谤法起诉费用是欧洲平均花费的14。倍。对!你没听错，的确是14屛咅。官方统计指出2008年154起诽谤起诉，被告获胜的情况一 件都没有。由于英国的诽谤法，许多真实的东西被从书里自动删除掉了，这仅仅是不值得拿我的积蓄和我的家庭来冒险。当然，诽谤法恰非常符合伦敦金融城富人们的利益。

　　用评论员乔治•蒙博德的话来说，它们是“为百万富翁专用的一部法案……一种国际的恐吓，一个国家的耻辱，一部在民主前遗留下来的不合时代的错误”。最终特易购对《卫报》的这场较量得到了一个让人失望的判决结果，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英国的诽谤法正在被审查，而并没有被废除。法律中的有效改变会明显削弱英国的离岸帝国，现在几乎没有报纸的编辑认真对待跨国公司避税这个痛苦的话题——就像《卫报》的编辑艾伦•拉斯布里奇所说的“就像普通人理解粒子物理的程度那样”。这里提到的避税，还是金钱、政府以及我们民主社会关系的核心。每当我们需要透明度的时候，伦敦的诽谤法便会立即杀死这种可能性。

　　伦敦金融城不但在世界经济范围助纣为虐，在本国也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除了将自己从英国民主的重要部分中割离出来，它同时还被“荷兰症”问题折磨着，有类似情况的还有泽西岛以及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的产油国：由于某一部分(初级产品)的明显优势拉高整体价格，使得其他部分诸如制造业或农业更难与外国商品竞争。在工业革命的发起国，巨额的金融部门公司挖走了本来应该在制造工业中的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并且政治家痴迷于伦敦金融城这个造钱机器，嘲笑又脏又艰难的“烟囱工业”。罗宾•拉姆塞说：“制造业、矿业、渔业都遭到了很大的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开始主导整个社会。”

　　制造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在1997年托尼•布莱尔上任的时候已经跌到20%，在2009年的时候更是下滑到12%以下。在此期间，英国的银行其至都不向英国工业提供贷款：在金融危机发生的过去十年里，银行在英国的累计贷款只有3%流向了制造业，但同时有75%流向了房屋贷款和商业房地产。2009年英国经济金融部门开创性研究的作者卡瑞尔•威廉教授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因为任何生产的目的而借钱给制造业的。”

　　金融部门一直在为自身效力并旦用一种不稳定的方式抬高资产价格，用来表现金融业就是会下金蛋的鹅。但当你仔细看它的时候，却没有一个经得起有经验的仔细审查……如果你检査数字并将它们放到大环境中看时，会发现社会净贡献竟是负的。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现代全球金融业的领袖，如今却是发达国家世界中最不平等的两个社会。在英国0.3%的人拥有这片土地上三分之二的财富，在以不平等而出名的巴西也只是1%的人拥有一半的财富。

　　到2010年工党任期结束为止，在此期间，英国最有钱的1000个富翁占有335国乙英镑的财富，而在工党1997年上任的时候这个数字只有990亿英镑，并且这也只是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英国财政部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吉姆•卡曾斯对英国金融一直以来采取的政策表示惊讶，他说：

　　“30年以来伦敦金融城都一直在致力于第二帝国计划。我们有这么巨大的贸易赤字已经超过30年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伦敦金融城拿比别处更高的回报率从批发市场这样的地方吸取资金。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发明的，这个主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全世界寡头统治集团和石油大亨们的金融商。”

　　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银行一直都在小心谨慎地扩大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与经济中的花费相一致，它们一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在70年代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到21世纪初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在伦敦金融城的新帝国项目下，无数的金钱像潮水一般涌入了伦敦，然后通常是通过离岸卫星城被重新打包并回收出炉，来修建迪拜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圣保罗巨大的公寓群，或者在纽约进行金融诱导转向的游戏。

　　卡曾斯在英国政府开始一项强迫英国纳税人支持劳埃德银行集团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估价的资产计划后，不久便表示：“政府可能担保了约为5600亿英镑的不良资产，其中的大多数还不在英国，有人知道这些资产的真实价值吗? ”英国已经落入了一个陷阱。国家审计署推断：“英国承担的由潜在负债产生的最终风险”来源于英国的离岸网络，就是伦敦金融城一直在警告的：如果对它们课 税并监管，钱就会流入别处的那些地方。卡曾斯称其为“最疯狂的第二帝国计划”，《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把它叫作“金融末日机器部将收入和财富从局外人转换到局内人手中，同时总的来说增加经济脆弱程度的机器”。威廉•泰勒神父总结了现代伦敦金融城价值观和离岸金融价值观的挑战，在此献 给我们。他这样说：“我们需要为此感到后悔。我们受到了一个为我们共同幸福拟定的计划的控制，它实际上却是幻觉。它是幽灵，并且它最终会束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