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标准晚报》资深政治记者杰森•贝蒂也对此产生了兴趣,贝蒂说:“我感到有可疑的地方。伦敦金融城在某处有一个巨大的财产帝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贝蒂尝试了信息自由请求,这是一种新闻业标准的工具可以使英国政府即使很不情愿但也要提供信息,贝蒂回忆道:“当时我采用信息自由请求给他们发了无数遍却什么都没得到。”并且当他开始提问题的时候,他遭遇到了他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一个地方机构的公共关系团队,“这可真是手段高明。很明显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他们想知道我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在那之后,就是简单地一而再、再而叁地拒绝我的信息自由请求。”伦敦金融城公司的网站上透露了它是如何来做到这一切的,2000年的《信息自由法案》中写道:“只适用于伦敦金融城的地方行政、警察局以及港口卫生局”——用粗体强调了第一个字。换句话说,除了钱之外,你想查什么都可以,但钱才是最关键的。

  自从当上了普通议员,泰勒得到了不少机会接近相关书籍,并查到了一些信息,“我发现这太奇怪而令人着迷了。我不明白伦敦金融城是怎么在其周边操纵这些开发而不将它们记入账的。”在被拒绝了很多次后,泰勒终于发现伦敦金融城现金在“伦敦市长、法人团体和公民”的名下,尽管当他问起这意味着什么时,别人告诉他说定义“公民”的含义是“没有必要浪费有用时间和资源的事”。至于基金下的资产的细节,泰勒一无所获。

  伦敦金融城公司承认拥有导管房地产,覆盖了伦敦西区最贵的紧挨着世界着名的摄政王和牛津街的几片土地。除了其他东西之外,格拉斯曼看到了非常明显和可靠的标志——伦敦金融城还拥有从纽约的华尔街,到遥远的香港和悉尼的主要的一些房产。如果这些房产的确存在的话,将会成为牢不可破的离岸秘密结构中隐藏的重要部分。

  泰勒发现伦敦金融城的权力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它分配政治资助的能力——这里设立一个奖学金,那里成立一个补助金或者慈善捐款,或者是市长大人晚宴上的一个精选的位置也许就在一位出访的外国总统的旁边。泰勒会身着牧师礼服受到邀请参加和像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和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这样的人共进盛大晚宴或者午宴。泰勒说:“别低估这些晚宴和红葡萄酒的力量,能受邀参加这样的晚宴通常可以解决任何改革的唿吁。”

  他回想起2009年2月的一次事件,就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机发生的这次事件,它向泰勒展示了面对这个仪式站出来提出反对是多么的困难。在市长大人每一次海外访问后,下议院主要议员都会根据仪式表决庆祝他出访成功,财政主席马上表示支持然后便是市议会法庭一致举手表决通过。当市长大人从塞浦路斯的出访中归来,泰勒在庆祝表决中投了反对票,他是在现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唯一这么做的人。

  泰勒说:“我说:我并不觉得这是在为伦敦公民的利益考虑,这个系统正在全世界制造着混乱。不知怎么的,感觉房间里好像开始缺氧,大家都屏住了唿吸。这让我觉得我参加的是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泰勒被带到一边,有人跟他说他这样说话很失礼。“他们说:伦敦金融城的做法从来就不是这样。我感觉到我做了一件没规矩并旦丢脸的事,但是我感到一股力量迫使我去这么做,这种一致性需要被打破。”他甚至必须推动对那个宣称一致投票通过的会议及时地修改。他仍然很少在伦敦金融城公司发现让人感到不愉快的人,泰勒说:“只有一到两个人对我表示蔑视,但是可以说,总体上看大家都非常亲切和友好,这才是它危险的地方:你成为了它的一个部分,然后你反倒觉得什么都不说会更好。”

  泰勒花了数年时间来思考伦敦金融城公司——从精神上和技术上,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引用沃尔特•温克的观点从精神上来看,当代的机构结构中充满着邪恶,泰勒明白了一些超越人类贪婪的东西。

  “我们在受到一种类似于恶魔的掌控。机构保持它的活力,它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部分,我看它就像是恶魔之魂。”他将这种恶魔之魂称为狮鹫,这种神话中的生物的雕像标志着伦敦金融城的边界并作为盾徽的装饰图案。泰勒继续说道:“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恶魔,一种危险的东西,我时不时感到人身危险。”我迫使泰勒继续这个话题,但是他变得沉默起来并静静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显然陷入了沉思。然后,他决定冒险说出来:“也许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说,我的确认为这在精神上是非常危险的:伦敦金融城公司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并不想说这样的东西很邪恶,在那儿工作的人并不是坏人,我们都是公司的一部分。“

  泰勒还发现了伦敦金融城公司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公司一直在为专制的皇家政府充当支票的光荣历史。公司会阻止君主和政治家欺凌公民的古老自由权利,就像格拉斯曼所说的,在17世纪以前它是“英国人民古老自由权利的监护人和反对国家侵入普通法的拥护者”。

  伦敦金融城的官员非常自豪这段历史,尽管他们也比较谦和低调,害怕市民会注意到。泰勒说:“我感觉到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什么,但是却不想让其他人知道。”2002年泰勒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俱乐部为女王50周年举办纪念庆典的时候认清了这一点。戴着高帽穿着双排扣长礼服的伦敦金融城高官集合在这里通过英国广播公司观看皇家游行队伍,等待女王到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参加午宴。女王并不是随时想来伦敦金融城都可以,她必须等市长大人有空陪同她才可以,这是伦敦金融城与英国其他地方的明显不同。泰勒回忆说:“我们当时正要练习唱,因为她(指女王)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将在午宴时为她演唱这首歌。看到女王坐在坦普尔栅门等待市长大人真让人吃了一惊。她看上去没在做任何事,只是在那儿坐着。”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员大卫•帯姆伯比评论说在 当今世界这种礼节是多么的不合适,然后在市政厅俱乐部的每个人都笑了。泰勒说:“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蒂姆伯比是在说:女王在等其他人不是很奇怪吗?然后在市政厅俱乐部就是一阵哄笑。他们其实是在说: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你明白了吗?伦敦金融城核心上确实有非常美丽的东西——在古老宪法下公民权利的这段古老的故事,流淌过伦敦金融城的记忆。”

  我问泰勒他是怎么调解这美好的一面和他谈到的同一个基本框架下的恶魔之魂的观点的时候,他很快给出了答案,“恶魔之魂实际上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它不是在为它本来的目的服务,而是被其他目的所收买。在仪式中伦敦金融城还在继续清楚地表达公民权利,但是它已经完全被有钱人所接管。在我的概念里伦敦金融城本身并不邪恶,但是却误入歧途,与它真实的职责有些背道而驰。”

  对我来说,这种双重的性格是以“自由”为转移的,就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理解的那样,金融资本的自由可能意味着对公民和他们民主代表们的束缚。

  这种由乔治•布什和其他众多人实践的欺骗,就是要假装互相反对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的两种自由。伦敦金融城一直在恶意地为自由而战反对侵入,但是档案却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奴隶交易的罪恶或者东印度公司的掠夺。

  自由意味着按伦敦金融城满意的条件交易的自由。一直以来,自由的防卫已经成为为金钱利益自由的防卫,在必要情况下甚至会牺牲英国其他地区的利益。

  泰勒继续说道,将焦点扩大到现代全球经济上,“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教廷没有更多地过问此事,他们不理解我们面对的巨大危险。伤害在现代世界之初就造成了,而教廷扮演的角色是接受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它失掉了它的塬则,失掉了它的魔力,也失掉了它进行批评的能力。”

  看起来,泰勒直率的观点没有带给他任何好处,格拉斯曼说:“在另一个时代他会在教廷中升到一个很高的职位。威廉发现了伦敦金融城,它使伦敦的教廷看起来微不足道,这对他的职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2009年末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一个偏僻的街区教堂任牧师之前,泰勒在伦敦度过了一段失业期,来完成他的博士学位。

  2005年英国当时的大臣戈登•布朗引入了他的更好的法规计划,放松法规的“高压手段”。金融法规将采用“并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性的干涉而是一种较轻的干涉”,这将会“使我们与旧的假设相差十万八千里……未经调节的公司将会一如既往地不负责任”,为公司提供了更加有利的避税条件。他继续说道,新的法规模型将会适用到“税收的执行”。较轻的或者限制性的干涉现在延伸到官方的“独立”委员会来进行改革,这是由伦敦金融城网络中的信托成员牵线,在有限的职责范围内操作,并且总是在提倡某种笨拙的修补中结束。就现状来说, 不会有别的什么情况。

  2008年一份关于英国王冠叁岛和海外属地的官方审查,在迈克尔•福特的领导下进行。迈克尔•福特曾任巴哈马中央银行家以及一家名为海角金融集团的金融服务公司的主席,该金融服务公司在网站上吹嘘自己的客户包括“大小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投资顾问、私募公司、对冲基金、经济自营商和交易所——简而言之,就是各种类型的金融公司”。福特审査的任务是要调査“每个金融中心在未来是要走下坡路还是继续保持竞争力的能力”,换句话说,如何保护英国的离岸网络。不久之后,一个英国的议会委员会审查王冠叁岛后总结 说:尽管它们的利益有时会和英国相冲突,但是英国在国际上代表王冠叁岛的责任“也只是责任而不是选择权”。

  当政府在2008年启动调查金融危机的时候,调查组的21名成员每个人都有金融服务业的背景:4人来自伦敦金融城公司本身,包括现任市长大人和2位前任市长大人。这次审査是由花旗集团前主席温弗里德•比斯科夫先生领导的,这就好像是要求由公司来决定如何监管石油产业,所以报告的结果是没有建议任何实质性的修改,这就不足为奇了。卡瑞尔•威廉教授说道:“这是给金融界的金融报告。在过去我们做这些报告的时候,比如30年代的麦克米伦报告、50年 代的拉德克利夫报告、70年代的威尔森报告,所有的这些报告都会包括一个广泛的社会构成:工业界员工、贸易联盟以及学者。而在比斯科夫的这次报告里,这些人都消失了。”英国已经产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改变,麦克唐纳说:“没有人敢于和伦敦金融城唱对台戏,即便是在今天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

  2009年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称为“捕获法规”的详细研究调査,这里面提 到政府监管者部分受到像银行这样机构的利益的接管。领导这次调査的大卫•米勒说:“我们发现大批一次又一次以飞快的速度通过银行旋转门进进出出的都是与银行有联系的人。最大的银行之间的联系也最集中,而拥有最大的联系的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和瑞士。”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