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之魂：伦敦金融城公司（五）

　　1965年不是伦敦金融城公司而是大得多的伦敦郡议会遭到彻底废除。议会开始的另一个努力是1981年要彻底废除伦敦金融城并“要给伦敦金融城像英国其他地方一样的已经采取多年的民主地方政府”。这个努力遭到了挫败。在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几乎整个政治阶级都对制造业失去了信心并开始屈服于伦敦金融城的脚下。一切东西都是用来卖的：学校操场、电话公司、铁路和集贸市场。伦敦金融城处于全球金融化趋势的最前线：将制造业公司重新组建成为像投资公司一样的公司，并且不久后，将抵押贷款打包成为资产抵押的有价证券用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

　　英格兰银行只对议会而不对伦敦金融城公司负责，但是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伦敦金融城的中心反映了这家银行的核心所在。这家建立了几个世纪的银行与伦敦金融城共享视野，它与伦敦金融城一直并肩位于向放松管制和金融资本自由化进程的最前线。1991年，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决定将更明确地汁算出银行的目标，并且最终他们制定了三个主要目标。其中两个是一般央行行长的目标：保护货币并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第三个目标就像总督艾迪•乔治所表达的，是“确保英国金融服务业的有效性”，并且发展一个“加强伦敦金融城和其他英国金融中心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换句话说，就是保护并促进伦敦金融城离岸中心的地位。

　　这条促进并保护伦敦金融城作为离岸中心的政策实际上与伦敦金融城和它的支持者们宣称代表的自由市场原则正好不谋而合。格拉斯曼对于这样一个他深爱的重要而富有的城区，那个曾经热情地欢迎他祖父母逃难而来的城区，如今已经被隔离在市民政府之外而感到愤怒。就像更早期的改革者一样，他和泰勒希望看到伦敦金融城公司和伦敦的其他地方融合到一块儿，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伦敦金融城的强大资产还可以被很好地用来解决贫困问题。

　　政治理论很难注意到伦敦金融城公司，更别说是欣赏它的显著性了。关于伦敦金融城的主流现代出版物都会掩饰其独立管理经营的地位，政治理论家们知道每一种其他的势力形式都屈从于国家，所以很容易假定资本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处于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做好准备不对金融资本如何管理自身过于关注，他们主要认为伦敦金融城处在制造业与金融资本之间广大冲突的背景下。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追随者们则聚焦于社会契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相对较少注意体系或者历史的作用。全球化已经将整个研究领域带入市场中的经济参与者的活动和互动中，但是政治体系却经常只在抽象水平上才被讨论。许多研究探寻过公司的作用，但公司是从国家得到经营许可的，它们是国家权力的产物。伦敦金融城公司却是别的东西，它也许是议会的祖母。 伴随着它的政治，它的共享身份和原则的结合，以及它精心制作的仪式，伦敦金融城立刻成功地变得非常强大并几乎不被注意。用格拉斯曼的话来说，伦敦金融城公司是“一个古老的非常小型的私人关系机构，并不符合任何人预想的现代化的典范。它就是一个代表资本的中世纪公社，只是它不用计算”。

　　在格拉斯曼和泰勒与斯皮塔菲尔德的开发商争吵时，他们偶然发现了另一件奇怪的事。伦敦金融城被分成25个部分或区，其中只有4个有值得一提的常驻人口，其他的主要都是商业的房地产。在他的接触中泰勒发现一个开发商正在谈判想买下波特索肯一所小学的土地并关掉这所学校，这块地为于伦敦金融城4个居民区中最贫穷的一个，所以泰勒决定代表这个区参加2001年12月的选举来反对关掉这所小学。泰勒发现，这是伦敦金融城所有选举中唯一靠辩论才能获胜的选举，当年其他所有选举的候选人都没有他的竞争对手。在选举之前，一些伦敦金融城的议员希望泰勒放弃，实际上，他们吿诉选举官员说泰勒已经放弃了，但是泰勒却没有放弃，并且波特索肯的居民们让他成功当选。泰勒在格拉斯曼的帮助下，打听到了伦敦金融城的选举做法，他们发现一位下院议员的 提案几乎没有受到新闻媒体的任何注意就顺利通过了。

　　有人也许期待1997年的大选工党能够获胜，由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左派壁垒可以引入一个与伦敦金融城和它的离岸卫星城抗争的新纪元。布莱尔政府的大臣戈登•布朗在1993年曾保证要“终结这种以牺牲我们普通民众为代价，而让富翁得益的税收滥用行为……一位工党大臣将不会允许百万富翁利用离岸避税港减免税收的行为存在”。

　　1992年，在大选之前，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启动了被称为鸡尾酒虾色拉攻击的行动——游遍伦敦金融城的餐厅劝说那些金融官员接受新的工党政府。当时执政的保守党领袖迈克尔•赫塞尔廷嘲笑史密斯的奉承手段，赫塞尔廷说：“右派髙贵而博学的绅士已经成为了伦敦金融城之星。一次又一次的午餐和晚餐后，保证都付之东流了，一点都没捞着……鸡尾酒虾色拉都只是徒劳。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虾都白白死了。”

　　在此后不久，工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当选之后，连续遭到了四次竞选落败，并且史密斯本人也在1994年由于心脏病去世，他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最终将工党转化成了伦敦金融城可以试着喜欢的一个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布莱尔巧妙地获得了赫伯特•莫里森的孙子彼得•曼德尔森的协助。1996年，布莱尔悄悄地放弃了工党在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废除伦敦金融城公司的誓言，而用一个模糊的保证“改革”伦敦金融城来取代老誓词，英国甚至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现实中金融界的最大反对者在最近也缴械投降了。当布莱尔在当年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英国首相时，伦敦金融城公司终于可以放心它的地位可以稳固安全了。

　　伦敦金融城公司强大的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卡西迪将布莱尔的嗜好解释为“双向交易：工党很自然地渴望与伦敦金融城公司走得更近”。

　　工党国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描述了从工党内部看这项交易是怎么样的：

　　18年来你一直是在野党，你可以不顾一切地希望重新执政。布莱尔和布朗做出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将灵魂出卖给了伦敦金融城。他们的主意就是让伦敦金融城尽情地谋取暴利，而自己只是从中拿走税收，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做事原则，这是一种简单的“给他们所有他们想要的”做法。我认为布朗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仅仅是一个维护他们统治的好计划。

　　不仅仅如此，就连工党计划的“改革”，包括泰勒和格拉斯曼曾经注意到的下院议员的提案，并不只是妥协而是对伦敦金融城公司惊人的投降书，在这个表面之后隐藏着一个极不寻常的事实真相。

　　在伦敦金融城的9000居民每人都有投票权的同时，伦敦金融城的所有公司也同样可以投票，这些公司有2.3万票，公司可以很轻松地以多数票击败居民。布莱尔的改革提议是要进一步削弱居民的权利，这些居民们仍然有9000票的投票权，但是公司的投票数增加到3.2万。正像《卫报》所指岀的，这就给了这些公司“全权操纵伦敦金融城”的机会。这些公司会根据员工的多少来分配投票权重，但是他们却完全不需要将员工的意愿考虑到其中。代表金钱的管理部门拥有投票权，而不是普通的员工，因此高盛、中国银行、莫斯科人民银行和毕马威在英国的选举中有投票权。格拉斯曼咨询过数位学者试图找到是否他们知道在其他地方有类似做法：就像格拉斯曼所认为的“没有公民个性的劳动力”的例子。他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解的，格拉斯曼回忆说：“根本就没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像瑞士的和谐系统弱化了那里潜在的政治冲突，泽西岛的无党派政治使得政治精英的统治理念被金融利益占领，伦敦金融城公司也一直在让在野党的政治在公司消亡。

　　2002年5月，泰勒提出了反对伦敦金融城改革提案的请愿书，2002年10月英国最高法院的上议院高等法官听到了这个请愿，泰勒和格拉斯曼被传召为该请愿作证。除了像约翰•麦克唐纳等少数几位国会议员外，没有人支持他们。约翰•麦克唐纳--直在独立抵抗该提案在国会得到通过，最终使该提案延期了4年才得到通过。他记得为了延缓提案的通过他提出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意见，当时他如果放弃抵抗的话可以得到一个北爱尔兰特别委员会的职位，但麦克唐纳拒绝了。托尼•本也是泰勒和格拉斯曼的少数几个支持者之一，本在早期的辩论中也说道：“我们正在考虑的是一个腐败的提案，他们要我们做的是为政治目的而使购买投票权合法化。”本还说，伦敦金融城“是一座停泊在泰晤士河岸的离岸岛，并拥有着其他众多离岸岛都梦寐以求的自由权利”。

　　格拉斯曼描述当时的场面就好像他和泰勒强迫上议院高等法官来面对伦敦金融城壮丽的声势，密密麻麻的各级公证人、市参议院、记录员、律师以及其他代表，所有这些人都用一种强硬的眼神盯着耀尔西大法官。伦敦金融城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汤姆•西蒙斯以描述公司的古老权威开始控诉，说明公司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当局而是一个有效地自我提供资金的巨大的游说网络，在必要的 时候可以利用巨大的金融及政治火力，通过各公司以及它们的行业协会和伦敦 金融城公司自身的资源来维护金融界的特权。

　　西蒙斯解释道，不仅仅是工党，就连英国的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都放弃了他们废除伦敦金融城公司的保证，“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伦敦金融城公 司所做的好事的结果”。(保守党一表富人和特权的党派，从来就没有做出过要废除伦敦金融城的保证，并且在我写这本书的同时，保守党正与自由民主党一起纽成联合政府。)西蒙斯继续说道：“我们在布鲁塞尔雇了咨询顾问来研究对伦敦金融城即将产生影响的事件。当这种时候来到时，我们和伦敦金融城中的各个行业协会一起保证有人能接过指挥棒继续前进并且让伦敦金融城的观点被适当地表达。就在某一欧洲国家的欧盟主席准备继任前，我们通常会访问该国首都寻求建立同盟以便我们日后积极地促进议题。”西蒙斯提到了政策与资源委员会，它的领导人“随时准备好代表伦敦金融城在全世界各地用各种手段驱除一切对公司不利的组织和个人”。

　　然后就轮到泰勒和格拉斯曼反击。格拉斯曼做了一个时间长、内容复杂的演讲，基于历史的模式，探索了权力、民主和职能的性质。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伦敦金融城公司投票系统的先例是“曾经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美国南方给予奴隶(奴隶和牲畜)主的投票权”，是“奴隶的特许经营权”，他给出的底线最起码是员工而不是公司进行投票。

　　格拉斯曼记得耀尔西大法官转向他的同事们并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格拉斯曼说：“他们都开始紧张起来，一些人离开了房间，他们在互相传着小纸条。”最后，泰勒和格拉斯曼的请愿没有影响提案的推进，提案未经任何修改便成为了法律。

　　他们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上议院高等法官要求制定投票约定的过程必须“公开透明”，泰勒的伦敦金融城的议员地位给了他接触到其他信息记录的机会。伦敦金融城公司经营着三个特殊基金：一个是伦敦金融城桥信托，用于伦敦金融城广泛的游行和每年达1500万英镑的慈善捐款;另一个是伦敦金融城基 金，来源是租金和利息收入外加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这个基金维持着伦敦金融城公司作为地方当局的日常营运成本;第三个基金是一个有趣的基金：伦敦金融城现金。伦敦金融城承认它的存在，但是拒绝透露它的数额，只是说“这是一个存在了8个多世纪的私人基金”，并且它的收入来源是“补充投资收入的财产”。这个基金每年的花费大大超过1亿英镑，尽管我们无权接触到它的账户也不清楚多少收入被用作再投资，但是据推测这每年超过1亿英镑的花费应该是来自资产的利息所得。据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伦敦金融城现金控制的资产也许要比罗马教廷还要多，它为很多事情提供资金，包括纪念和仪式，它还为伦敦金融城公司开发斯皮塔菲尔德和金融城边界以外的其他几个项目提供资金，它同时还为特定几个自由市场智库提供资金。它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为伦敦金融城在全世界各地的游说提供资金，包括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的长期行政运营。

　　格拉斯曼回忆起他第一次注意到伦敦金融城现金的情景，他说：“我当时想：这是什么东西?我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给出任何我们资产的账户，因为自伦敦金融城从上古时期以来从未负债，我们也不需要给出任何的公共审计。”

　　格拉斯曼非常吃惊，“这就是在说：快滚开!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我想：好吧，现在我是真的要搞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