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之魂：伦敦金融城公司（四）

　　在500年之后的新教改革运动中，英国教廷开始对皇室效忠，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君王的势力不断下降，议会也逐渐失去了它的贵族特质并且扩大了选举范围将几乎各行业的成年人都容纳进来，但是伦敦城却继续置身事外。一位19世纪的改革家这样说，它就“像是某个史前怪物，神秘地存活了下来进入了现代世界”。那些试图将伦敦城的特权压低到标准水平的君主、纵火者以及煽动者鲜有成功，大多数都是死于非命，而伦敦城则在之后精神旺盛地重新夺回它失去的权力。你在有导游陪同的市长府邸旅行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作为市长大人府邸优雅的乔治亚镇宫殿就在针线街英格银行三岔路口的对面。在宫殿里面有一面华丽的彩色玻璃窗，描绘的是伦敦市长大人威廉•沃尔沃斯在1381年将农民反抗军领袖沃特•泰勒处死的庆功画面。

　　亨利国王八世的强力顾问沃尔西主教因为引入累计税制和强迫贵族交出巨额“善款”，甚至卸下伦敦工业工会的全部武装而激怒了伦敦城。伦敦城帮助策划了指控沃尔西诸如“他带有即将爆发的法国瘟疫并可能传染给国王”的活动，推动了沃尔西主教在1529年的下台。伦敦城将当时的事铭记于心，在1571年设立了伦敦城纪事官岗位来提曜国王他欠下的债务。该纪事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说客，在今天仍然是英国国内一股强大的力量：“是议会和伦敦城之间的导管”。纪事官是唯一的被允许进入下院的非议会人士，坐在演讲者背后一个不起眼的位子上，他的职责就是“与负责发展政府政策，起草和推动立法进程以及议会各院以及下属委员会的官员保持日常联系”。目前的纪事官是一个叫保罗•达波的人，负责“维持和巩固伦敦城地位并保证它的既得利益得到保障”。一位前任的纪事官夸口说到他的工作原则就是“反对每一条可能会干涉到伦敦金融城公司权利和特权的提案”。2010年起草的公共备忘录反对欧洲控制对冲基金的努力，以及大范围寻求对促使金融危机产生的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的赦免并反对对这些交易设定的严格条件。忠实于伦敦城的离岸地位，纪事官的办公室也具有一个重要的国际作用，它处理伦敦城的外交事务，与王室成员在招待各国元为及政要的国宴以及晚宴方面进行密切合作。

　　格拉斯曼曾经访问过市政厅图书馆并索要伦敦市的特许状。特许状是由主权国进行的-种授权，是城市、公司和其他人造实体成立的根本。特许状将简单的个体集合转化成一个个自治的体系。不用说特许状的颁发者通常是比接受者高级，所以举例来说，一个得到特许状的城市会屈从于颁发国家。格拉斯曼记得市政厅图书管理员对他的问题暗自发笑，这位图书管理员说：“不，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格拉斯曼说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并且我这么想到：这才是我一直追求的答案’。”没有特许状，伦敦城就永远处于一个与英国宪法体制模棱两可的关系中。正如引力一样，只有当引力作用于其他物体时你才能理解它的性质。

　　格拉斯曼坐在他伦敦北部家中杂乱的厨房里，列出一个又一个例证来阐述伦敦金融城是如何为它自己开创一个又一个特权，进而保证对英国其他地区的统治可以止步于伦敦金融城边境的。举例来说，1690年威廉和玛丽法令颁布“确定了伦敦金融城公司的特权”，该法令中陈述道：

　　任何人或无论什么人对伦敦城市长、法人团体和公民所做出或给予的一切触及或涉及他们自由或特许权，或自由权、特权、专营权、豁免、土地、房屋和世袭财产、权利、头衔，或不动产的特许状、授权、专利特许证，和委托…… 无论处于何种目的，在此被公开宣布和判定为无效。

　　一些在威斯敏斯特设定的法律并不适合伦敦金融城公司，许多议会颁布的法令都或多或少地对公司采取特别豁免。所以即使伦敦城与英国紧密联系，但是仍然保持另T种宪法体系。在这一方面伦敦城有点类似泽西岛或者开曼群岛，这些离岸司法管辖区就像伦敦城周围的卫星城一样。对于活跃全球资本来说，这很重要。任何对伦敦金融城提出的质疑都会面对历史的神秘气氛，无穷的应对技巧以及众多金融仆从的势力压迫。这个球状包围的影响力建立在一个独一无二完全不受任何影响的古老宪法平台上，范围默默地延伸到从巴尔的摩到伯明翰再到婆罗洲的人们家中的未来金融服务中心。

　　伦敦金融城炫目的仪式并不仅仅是对历史华美的纪念，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给伦敦金融城的朋友和盟友们传达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放心，因为很少有人能欣赏这些仪式的含义，并且它们增强了伦敦金融城的势力。就像伦敦金融城公司手册上写的那样，这些仪式“并不只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虚的形式或者表演，它们使伦敦城的权力和特权具体化和可视化”。在1884年，改革家引入的一个提案提议将伦敦金融城与大伦敦地区相融合。市长大人的表演就像一位伦敦金融城研究院描述的，是“迄今为止，最宏伟的独一无二的政治表演”。最大的标语读起来就妇^像是在说没有市长大人的表演伦敦就不是伦敦了。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经历此次改革，伦敦也不是伦敦了。仆人们为了给更多的政客留出位置而远离市政厅宴会，一大笔贿赂基金送到各省政客的手中以保证他们在会议上公开反对提案，针对那些领导此次改革运动的“受骗的人”的诽谤活动逐步启动，就这样改革被搁置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尝试对伦敦金融城进行改革。17世纪伦敦接纳了成千上万由于土地改革而逃难到此的难民，于是英国皇室请求伦敦金融城公司扩展它古老的法律保护和特权到伦敦的新地区。公司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还把过量的人口由海运输送到了今天位于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大农场以及伦敦德里郡公司，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新教徒社区。格拉斯曼称这次拒绝为“大拒绝”，这一时刻伦敦金融城用后背朝向英格兰，并且伦敦的历史适时地变成了一部双城记。

　　准确来说伦敦有一位市长和一位市长大人，因为伦敦实际上是两座城：一座充満生机的混乱的大型居民中心外加它当中的一座高高在上的富有的离岸小岛。伦敦人缺少一个统一的市政当局。商业，特别是金融业受英国最古老的政治机构的支配。格拉斯曼与伦敦市民组织合作，这个组织是一个由140来个伦敦市的信仰团体组成的寻求改进伦敦政治管理和社区机构的网络。这个网络大体上是受到了曾让巴拉克•奥巴马学习到政治组织作用的芝加哥社区组织者的启发。伦敦市民组织的执行董事尼尔•詹姆士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联系伦敦金融城公司时说“我们试图调查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所有的证据似乎都指向了我们的邻居，我们基本不了解的邻居”，伦敦金融城公司对此冷眼旁观。

　　“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种这样的态度：我们不介意给你钱，但是需要建立关系来推动它。”詹姆士对当市长大人代表伦敦到世界各地访问时，忽视一大群深深扎根于伦敦、代表伦敦市民利益的组织表示非常苦恼。詹姆士曾邀请公司 参加2009年的一次伦敦公民组织活动，公司给出一个奇怪的生硬回复，阐述了公司对普通伦敦人一种几乎过敏的立场和态度。回复中这样写道：“我们就像欢迎任何组织一样欢迎伦敦公民组织，在这一点上来说正式的参加却没有意义……为了避免疑义，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识别或谈判。”

　　在与公司的关系建立起来后，公司的官员仍然会时不时地在开会时离开，只有在数分钟后当伦敦公民组织为伦敦市的厨师、清洁工和其他工人要求最低生活工资的时候才重新出现。这是在20%的上限利率下可以使用伦敦金融城的经济适用房，公司抱怨说自己“中了埋伏”。

　　回到18世纪伦敦金融城疯狂游说反对与在美国的造反殖民地开战，警告不要造成“基本不变的原则的重伤甚至致命伤”，国王表示“极度惊讶他的任何提议都会在英国激起反抗情绪”。当美国宣布独立以后，伦敦金融城官方的档案中记载到“伦敦金融城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高兴”。当英国强迫公民参加海军准备与法国开战时，市长大人夸口说“这些强迫者们没胆子进伦敦金融城”。

　　1917年，当大批工人阶级在法国战场上战死的时候，初出茅庐的伦敦工党秘书赫伯特•莫里森捕捉住了一种复兴的改革情绪，他这样说道：“这难道不是伦敦面对伦敦金融城公司自命不凡的打详而将其从市地图上清除出去的时刻吗?伦敦金融城现在是一块一平方英里大小的牢不可破的碉堡，是滋生现代金融业的恶行、新闻业的流产以及出版噱头的家，伦敦金融城是一个行政管理上的历史错误。”在战后，工党从表面上来看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党派，在宣誓中保证会废除伦敦金融城公司并将它归到统一的伦敦政府中去。工党的国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告诉我说：“传统的工党定位就是来控制国家的财政使其长期符合人民的利益。”在大萧条过后，更多的工人阶级血染二战战场，一种可怕的新公众情绪在海外蔓延，几乎是英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格拉斯曼这样写道：“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采用了真实的经济理念将财政经济用于满足需求。”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忠于工党的宣誓，对他的目标毫不保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在这个国家里在威斯敏斯特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势力。伦敦金融城，为收集金融权益而取得方便之名，已经有能力来对抗国家的政府。那些操纵金钱的人口丁以在国内和国外操纵政治来违背那些由人民做出的决议，要转变这股势力的第一步就是使英格兰银行国有化。

　　英格兰银行是在1694年由富有的清教徒的资本形成的私人银行机构，主要是为建立海军而提供信贷。这家银行的产生和国债的兴起引发了一场金融改革，并迅速激发了抵押信贷市场、劳埃德保险、证券交易所、金橄出版社以及海外贸易的迅速扩张，这个金融部门构成了凯因和霍普金斯称作的“帝国发动机调节器”。

　　艾德礼达成了他的愿望：英格兰银行最终在1946年国有化。即便这个表面上的胜利完全不是它看上去的那样，因为英格兰银行手里还留着几张王牌没出：这家银行不仅控制着国家的钱，还控制着艾德礼政府对帝国的承诺。就像作家盖里•波恩解释到的，这个承诺“确保了英镑成为了战后时代唯一最能定义经济计划的地位”。最终，国有化只是妄想，英格兰银行仍然是由原来的那一群老伊顿公学毕业的商业银行家来经营，并且就像银行自己承认的那样，国有化的举动“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银行的角色或目标等等。政府得到向银行发布“指示书”的权利，但是政府在2010年承认“迄今为止，这项权利还从未被使用过”。就像《经济学人》杂志在国有化后不久说道：“在1946年国有化的银行与1945年私有下的银行在基本原则上将不会有任何不同。”这显示了为抑制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全部努力。

　　艾德礼和莫里森并没有成功统一伦敦，之前的保守党在1951年夺回伦敦金 融城的掌权地位。随后在1957年英国皇家专门调査委员会点燃了一场英国全境地方政府的大改组，调查是以这样值得纪念的语句开始的：“逻辑学也有它的范围而伦敦金融城的位置却在其之外。”到1963年，帝国逐渐衰弱而欧洲美元的更大冲击再次振兴了伦敦金融城，英格兰银行是如此稳步地领先以至于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强迫英国新首相哈罗德•威尔森抛开他竞选时做出的一半承诺而削减政府支出。威尔森反应十分强烈，在一个集会上这样怒吼道：“谁才是这个国家的首相，行长先生，是你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