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不是一个公共的规则设定实体,并对民主的国会负责。它是一个在特拉华州注册,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为其提供资金的私人公司。艾塞克斯大学的普瑞姆•锡卡举例称其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私有化。

  通过由伦敦金融城公司主持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这些商业巨头写下了他们自己的信息披露准则。成群结队的公民上街游行抗议标注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沃尔玛、哈利伯顿、福克斯新闻、麦当劳等等,但是谁去游行抗议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呢?

  伦敦金融城在全球离岸系统中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是编织英国的离岸网的关系,2009年第二个季度英国仅从它周边的泽西、根西和马恩三岛就收入了3325亿美元的净资金。2009年6月这个离岸网共计持有了离岸银行存款3.2万亿美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这几乎是全球总和的55%,并且这还仅仅是银行存款。还记得英国的离岸网给伦敦金融城提供了三种事物:第一,散布在全 世界范围内的避税港捕获外国流资并将其输送到伦敦,就像蜘蛛网捕获飞过的昆虫一样;第二,它是一个资产的储藏所;第三,它像一个洗钱的过滤器一样使伦敦可以卷入肮脏的交易却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使自己置身事外。

  但是要回到这个非常特殊的伦敦金融城公司,你可以连续几天读遍它网站上的每一页文字,却仍然无法找出这个问题让人满意的答案,公司除了是那几平方英里的地方政府,它还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却经常被忽视。

  关于公司的第一点奇事是它直率承认的事:它是“致力于维持并加强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主要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并且和世界范围内的决策者和有权势之人建立联系”。公司的领导人就是伦敦的市长大人,为了不与伦敦市长相混淆,这里说的领导人是包括伦敦市长没有司法管辖权的伦敦城但又比伦敦城大得多的大伦敦地区的市长大人。公司声明:“在今天市长大人的主要职责就 是代表所有英国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在私人会议和演讲时,市长大人负责解释自由化的价值。”

  在一次访问中,伦敦金融城官方报告透露了这个机构的野心和它的延伸范围。市长大人和一位普华永道中国办公室的前领导人在市长夫人、郡治安官和夫人以及一个40人商业团队的陪同下,先后在2007年10月出访了香港、中国大陆以及韩国。伦敦金融城的报告称,此次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访,目的在于:

  •游说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金融自由化路线,鼓励韩国采取更多开放的政策。

  •促进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提供世界一流的金融与商业服务。

  •解释英国自由的监管制度与公司治理……游说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包括突出10号令的限制性含义(该条例的目的是控制非法资金流并且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需要得到中国政府批准),以及与国际商家更紧密合作的优惠条件。

  •鼓励韩国采取更自由的政策,尤其是在法律服务方面,并且跟随首尔力求成为区域金融中转站。

  •解释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与监管制度,并鼓励有类似想法的多数关键国家。

  报告称:“伦敦金融城的信息被清楚地传递给我们所冇的中国目的地,并且得到了高度欣赏,尤其是伦敦将成为世界领先的全球金融中心。”在一次与被选为中国全国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天津的髙层会议上,天津市长戴相龙“表示非常重视深化与伦敦金融城的合作”,他还称伦敦金融城为世界金融和全球化的“圣所”。

  官方一点说,伦敦金融城这个地方机构只有不到9000人,他们的工作不但是要保护和促进城市的金融服务业,还要推进金融自由化以及开放进程,并将这些推广到全世界。将伦敦放松的金融监管推广到全球还来源于积极的游说活动的推动。从全球的金融监管来说,伦敦金融城公司如果不是最有力的参与者,那么也可以说是最有力的参与者之一。通过无数精妙的杠杆推动以及施加影响,它对英国的金融监管员和政客发挥了一种无形的影响,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斯图亚特•弗雷泽在2010年宣称他自己是英国最有效的说客。

  在其他很多方面,伦敦金融城也是金融服务最强有力的协调力量。工党的国会议员约翰•麦克唐纳是极少数直接在国会面对伦敦金融城公司极有说服力的游说的政客之一,麦克唐纳说:“伦敦金融城公司是一个权力群体组成的形式化网络的好例子。当端口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决定在伦敦金融城中谁将到哪里去,并且这种形式也会溢出到其他网络。”当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在2009年将一种银行家奖金税引人先期预算报告时,感到了来自这种游说的力量。达林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事实上,是来自很多银行家的电话,并且我很奇怪他们的口径竟然如此一致。他们都不喜欢这项新税,他们当然不会喜欢,他们说这使得他们对伦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感到相当的厌恶。”

  伦敦金融城公司形成并支撑起为金融利益服务的一致意见,它力求影响英国本土以及海外国家的立法。

  伦敦金融城公司对2001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的影响遍布该法案,公司宣称英国当时的监管者不应该“阻止发行新的金融产品”,必须避免“建立监管制度障碍”并且“避免破坏英国的竞争力”,即使这并不与现在发生的事情十分贴切。如果你钻研得不像泰勒和格拉斯曼那样足够深入的话,你会发现伦 敦金融城公司是如此的古老和神秘,外人几乎不可能理解它。公司的网站就是一个链接的大杂燈。公司有113个侍从公司,有上千年的历史,包括布劳德罗斯和考德威纳斯的沃什普夫公司(当今的市长大人,尼克•安斯蒂也是普雷斯特罗斯公司的荣誉侍从),还有政府的办公室和政府官员:你会发现郡治安官、市议会法院以及“生活行为准则”。

  市长大人的表演,充斥着镀金的马车,穿着缎子长袍的老者还有非常神秘的仪式。每年的11月,都有50万人涌上伦敦的街头观看,更有数百万人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直播进行观看。当各国元首来此访问的时候,是市长大人而不是女王举行最为盛大的欢迎宴会:可怜的女王只能在白金汉宫为200名客人提供招待晚宴,而市长大人则有可以容纳700名客人的大宴会厅。

  几个世纪以来公司一直合法或不合法地在为自己谋求政治领域以及英国其他地方民主体系中大规模地占有地位。就像大多数社会寂静一样,这也根本不是秘密了:如果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话,那么它的轮廓便清晰可见。

  伦敦城存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些导游称之为失落的时代,或者像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的太古时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起源已经超出了记忆的范围、档案的记载和传说的起点,或者更准确来说,在査理一世国王在1189年加冕之前。公司高管们表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公司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存在的。 公司发言人半开玩笑地说伦敦城的“现代历史”是从1067年开始的,公司夸口说:“伦敦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的城市民主政权。”它存在的时期早于国会并且它的宪法“生根于1066年诺曼底征服前的公民享有的古老权利和特权”。

  格拉斯曼说,如果某样东西在太古时代就开始存在,“那么它很明显在司法移交的范围之外”。在英国主流的政治系统已经不断进化了几个世纪的同时,伦敦城作为要塞一次又一次抵抗了已经改变了英国其他地区的历史浪潮的进化,它的特许权益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它金融资本的强大。英国的统治者需要伦敦金融城的资金,所以作为交换,便给与了伦敦城它想要的。公司自己是这样暗示的:

  伦敦金融城经营并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是由于皇室的一次又一次让步逐步积累成的,伦敦作为贸易、人口以及财富中心的重要性保证了它可以比其他城镇更早地获得这些杈利和自由权限。从中世纪到斯图亚特时代,君主们一直都在寻找境内外资金支持他们的统治地位,而伦敦金融城正是作为向君主们提供金融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存在着的。

  英国的整个政治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起源于伦敦金融城公司的。坐满了年长的富翁们的英国国会上议院,是基于伦敦城市议会长老(年长的男人)法院建立的,而下议院是基于伦敦城市议会法院建立的。英国首相的办公室是仿照被市议会法院选举出来的市长大人的办公室建造的,这座办公室本身可以称得上是英国议会的祖母了。

  格拉斯曼继续说道:“伦敦金融城的表现仍然像是一个国中国。如果伦敦金融城要求的话,英国的首相必须在10天之内会见其代表,而英国的女王则必须在一周之内对其代表进行接见。”

  每一年英国首相和大臣都在市政厅以及市长大人的府邸演讲,证明他们是如何为金融利益服务的。现代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一些历史学家提到一部包括古老的权利和特权的古老宪法,这是一种形容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权力和影响力领域,以及各领域的不同支柱间的关系起伏变化的方法。格拉斯曼描述了古老宪法的四个支柱:以国王为首,以教廷为魂,以议会为国,以伦敦为财。与其说伦敦金融城服从于王室和议会,还不如说金融城与它们之间以一种复杂的政治关系盘根交错在一起。

  当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入侵英格兰时,除伦敦以外的其他城市都放弃了它们的权利,只有伦敦保留了自由保有的财产、古老的自由以及自我组织的武装,甚至是国王也要解除武装才能进入伦敦城。当威廉委任土地志的时候(这是一份对决定税收的王国资产和收入的调查),伦敦城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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