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之魂：伦敦金融城公司

　　伦敦金融城作为“国中国，城中城”和全球金融最有力的参与者之一，在全球离岸系统中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是编织英国的离岸回络。

　　《英国金融时报》的吉莉安•泰特是明确对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提出预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她曾经是剑桥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却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金融记者。2004年她的一位同事为她画了一个伦敦金融城(伦敦金融城是对英国的全球金融服务产业的总称)的图解，泰特发现伦敦金融城中的一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泰特说：“想要了解一个社会是怎样运行了，你不能只关心那些我们称作社会噪音的方面。举例来说就是大家都喜欢讨论的那些话题——股票市场、企业兼并与收购，还有其他一些大家都很关注的领域。你还需要看看那些没有被大家谈论到的方面(社会寂静)。”她那时已经发现了日后将声名狼藉的影子银行系统：架构中的投资载体公司、有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导管，还有其他当时还很陌生的大部分都不规范的架构。影子银行的资产规模在2007年 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已经超过美国银行系统总资产10万亿美元，差点就使全球经济臣服于它的脚下。

　　我们认为，社会寂静在现在来说已经被很好地了解，但伦敦金融城却被一种古老得多的寂静所包围，这些话题即便在当今社会也几乎无人谈论。一位英国的政治作家洛宾•拉姆塞说：“很久之前当我刚在这行工作的时候，我对没有关于伦敦金融城的研究这个事实感到非常的震惊，即便是关于左翼的研究也没有。社会上存在一些闲人免入的区域，而你即将面对的就是英国政治上一个很重要的闲人免入区域。”我是通过两个非常值得一提的人物介绍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中一位是伦敦北部的一位犹太学者莫里斯•格拉斯曼，另一位是年轻的英国国教牧师威廉•泰勒神父。他们是现存记忆中仅有的严肃而直接地面对伦敦金融城公司的普通公民，伦敦金融城公司是伦敦金融城的市政机构，他们所发现的隐藏在其中的社会寂静也许是全球金融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故事了。

　　20世纪90年代末期，泰勒神父被卷入在斯皮塔菲尔德(一块位于伦敦市内东北地区的一片贫穷的区域)的一场与地产开发商的斗争中。泰勒神父对这片区域非常熟悉：1988年离开大学以后他的主教告诉他说，在考虑正式成为神父之前应该积累一点教区经验，所以他曾在斯皮塔菲尔德地区当了一段时间运输水果和蔬菜的机。在1986年金融服务业自由化的冲击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开始了她作为英国首相的第三个任期，这时投资者开始寻求在城市边界地域开发新的金融区。泰勒神父回忆道：“当时自由市场正处在主宰地位，我认为这是个问题，并且我觉得教堂应该对这种风气发表一些看法。”

　　斯皮塔菲尔德当时仍然有一些英国最有气氛且古老的街道市场：布雷克巷、佩蒂寇特巷还有老斯皮塔菲尔德市场本身。移民者的古老故事和文化都在这里汇集：爱尔兰人、胡格诺派教徒、犹太人、孟加拉人、马耳他人，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别的国家的人。泰勒神父冋忆说：“流浪团体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住在老的乔治亚风格的房子里，说一口伦敦腔的老头儿在酒吧和市场里闲谈，现在又来了新团体——开发商和规划师这些资本主义的职业代理人，这是个充满辩论的社区。”泰勒神父被这里吸引住了。

　　1997年5月1日，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执政的第一天，泰勒成为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专职牧师。工党很快就授予了英格兰银行经营独立权，这份给伦敦金融城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大礼被《独立报》称为“英格兰银行300年历史上最为根本的改变”。

　　在斯皮塔菲尔德当地反对开发商征用土地的人们已经沉寂了多年，直到2000年2月，当开发商再次上书希望把斯皮塔菲尔德市场超过一半的土地用作新建办公社区时，他们终于爆发了。泰勒发现，在开发商背后支持的势头突然迅猛增长的财团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股东：伦敦金融城公司，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市政府。泰勒说：“我想象不出一个公共机构怎么能像一个开发商一样在司法管辖区外执行权力，我对这个伦敦公司到底是什么开始产生了兴趣。”他决心找出答案。

　　在吉尔德霍尔大学泰勒遇到了政治学理论高级讲师莫里斯•格拉斯曼。格拉斯曼1961年出生，是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的第三代人，格拉斯曼从他的母亲那里逐渐接受了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家族历史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从小到大一直听身边人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同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样。”他是一位研究思想家卡尔•波兰尼作品的专家，这是一种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立的思想，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被遗忘的思想强调经济是深深扎根于社会以及文化的土壤之中的。

　　格拉斯曼从1995年起便在吉尔德雷尔大学供职，他与泰勒曾一起探讨他们的共同想法和疑惑，畅谈商品化即一些事物皆有价格的观点。格拉斯曼说：“当人们考虑到出售自己的器官用于给大脑受损的孩子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会有争论说这其实是一种处于道德的行为，你便会理解商品化的含义了，这意味着市场在出售并不以出售为目的生产出来的东西，人类肾脏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要出碍，学校的活动场地和公共图书馆也不是。”而伦敦金融城，恰恰就是这一切正在发生的场所。格拉斯曼回忆起他曾问过泰勒：“在卖淫、毒品交易这些岀现的时候，教会在什么地方?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教会都会对不规范的自由市场公开提出意见，而在英国，他们谈论的却只是同性恋者和女神父。”

　　泰勒参加了--次由地方社区以及宗教团体组织的反对开发商征用土地的活动——斯皮塔菲尔德市场正在受到威胁活动(SMUT)，并且法院颁布的指令也要求停止开发计划，这次活动的组织官员称这次的开发计划就像“伦敦金融城公司的巨大爪牙延伸到斯皮塔菲尔德市场”。建筑活动被中止了，但是开发商看 起来可不会善罢甘休。泰勒和格拉斯曼对伦敦公司感到好奇，格拉斯曼回忆道：“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地方政府机构，它怎么会有闲置资金呢?其他地方政府可都是缺乏资金的啊。”他们了解到的越多，就越觉得这个“公司”跟其他地方政府都不一样。事实上，它与这二人之前所遇到过的所有机构都不一样。

　　在大伦敦地区的其他地方还存在规模较小的金融服务活动：在梅菲尔区地铁往西南儿站有对冲基金，还有在泰晤士河东岸绵延三英里的金丝雀码头，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区容纳不下的更多金融服务都会在这里进行。无论是这些金融新贵，还是在爱堡或者利兹的小型金融中心都无法与伦敦市中心的金融中心相媲美。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大批人潮涌入利物浦街车站。到了晚上，这里人潮退散，人们回到了伦敦郊外的家中。每当夜幕降临，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35万名员工(其中4/5从事的是金融服务业)大部分人会下班回家，留下不到9千名住在附近的员工，外加保安、清洁工以及夜班员工。从伦敦金融城向东进入斯皮塔菲尔德，得到妥善维护的整洁的街道一下子变得肮脏破旧。伦敦金融城是在贫困地区中心的一座富足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