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天堂从业者的生活状态（三）

　　想要留在开曼群岛，你需要有一个工作许可。不管是调派警官、律师、监管员或者是审计师，任何外派雇员只要敢惹麻烦，他们的工作许可就会被开曼保护委员会这个许可的颁发机构撤回。在开曼群岛的外国人在这一点上都应特别注意。

　　大部分在海外工作的人都只能看到整个大局中支离破碎的几个方面，所以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信托是在开曼群岛设立的，而证券投资组合是在瑞士的话，你在开曼群岛得到的信息将是微乎其微，你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需要为这些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建立信托或特殊目的公司的人，通常是待在纽约或者伦敦的。在许多情况下，员工通常都是些老实人，他们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公司律师、首席执行官或者首席运营官才是清楚事实真相的人。

　　“如果你公开揭发事件并且还待在岛上，你将不会受到任何揭发者应受的保护。不管你在任何场所试图进行揭发，离岸网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会让你再 也找不到工作。这无疑于自杀，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经济上来说，你将无法寻求任何保护。”说到这儿，他双手击掌表示强调，并继续说道，“你看过约翰•格里斯汉姆的电影《公司》吗?这不仅仅牵扯到律师，整个政坛都参与其中。”

　　在2009年我出访开曼群岛之前，我联系了岛上的相关机构申请采访许可，我告诉他们说我为税收正义网络工作，这是一个对像开曼群岛这样的秘密司法管辖区进行强烈批评的专业领先组织。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开曼的政府发言人泰德•布拉瓦吉斯说开曼群岛对我所做的工作“没有任何参与其中的兴趣”，并且补充说开曼已经决定采取“政府最高级别”回避我的一切采访。早前，我曾给开曼群岛监管机构的一位高官发过电子邮件，邀请他接受我的采访。这位官员随后(无意地)把我写到了他一封批评他的前辈蒂姆•雷德里努力帮我得到采访机会的电子邮件中去，他这样写道：“我希望蒂姆别再老介绍这个家伙，好像他是在帮我们一样。我们会去准备一篇真实的平淡无奇的稿子，但是我们拒绝任何录音的采访。”考虑到他可能并不是有意要把我写到邮件中的，我回复了他。他又回复了我，并且很干脆地直接说出了这个重要事实：“确实如此，你所理解的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税收正义网络的看法和评价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都会在符合协议的条件下明确地提出我的看法。”他所说的“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指的就是离岸环境——看起来对于公司的一致看法并没有任何异议存在。

　　在岛上的确有一种扼杀异议并且鼓励他所说的那种集体普遍思考情况的存在。大卫•古特森在他的小说《爱在冰雪纷飞时》中捕捉到了这种小岛精神的精髓，他这样写道：“在这个岛上的敌人就是一辈子的敌人。在这里你无法默默无闻不被人所知，也没有其他临近的社会供你移居。受地形的限制，岛民们出于天性必须时时刻刻小心地走好每一步。岛民们所感受到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压抑让人同时有既好又坏的感觉它好是因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对此关心，说它坏是因为这意味着精神上的近亲交配，太多的约束、后悔以及沉默孕育出一个居民们前行在恐惧和害怕开放的世界。”

　　在岛上这个芝麻大点的地方，你无处躲藏。维持机构的一致性和抑制麻烦制造者的能力，使得岛民们对离岸金融尤其热情，这也使得在本国内遇到麻烦的金融家们相信当地的机构不会允许民主政治干扰他们发财。这种集体思维并不是起源于这些岛国港口，这些仅仅是由英国和其他大国势力领导的更大的全球势力网络所筑起的防御工事，但是这些岛国后来自己想到了保护和接纳那些反政府的在别处欺压穷人的公司和个人，允许他们在岛上不受任何检査地繁荣发展。

　　泽西岛持异议的前经济顾问约翰•克里斯滕森描述了他在海外以发展经济学家身份工作了数年后在1986年回到他出生的岛上时，所遭遇的极端右翼分子的离岸冲击。这一年恰好是伦敦金融城解除监管的历史性时刻，克里斯滕森发现避税港也处在巨大的蓬勃发展当中。坐落在泽西岛美丽的首都圣艾利耶的老房子、旅游礼品商店和小商人的店铺都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银行、办公大楼、停车场和酒吧。他跑到职业介绍所去，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工作，第二天他就拿到了三分工作邀请。

　　他开始为一家会计公司工作，服务超过150名私人客户。这个公司的业务就是再开发票，之前我曾描述过这个业务，其实就是交易各方同意了一个交易价格，然后官方记录了另外一个价格，以便把钱非法转移到境外。很难计算出到底有多少财富通过再开发票流通到了境外，坐落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每年约有1千亿美元财富通过这种业务从发展中国家流失。克里斯滕森说：“这里发生的都是些资本外逃、非法现金流、移资和避税那些真正肮脏的事，我每天都能看到它们的发生。”这家会计师公司有传真号、公司名称抬头纸、银行账号以及一个看上去非常具有英国化的可靠与体面的外表。

　　克里斯滕森在那里工作了2个月，主要都是负责与英国在历史上存在联系的国家里的客户，包括南非，其中大量的工作都是逃避反种族隔离制裁的，还有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和伊朗。他说：“我属于业内人士，我可以系统地浏览数百个客户的文件，我可以逐渐地把线索归纳到一块儿：噢，是的，这位客户是一个试图伪装自己身份的政客。”他了解到法国右翼势力一位非常资深的政客正利用他的权力为在法国经营业务的地产开发商弄到建筑开发许可证，由于泽西岛在整个系统中的存在，在法国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克里斯滕森说，通常来说初级的离岸业务操作员注意不到他们在处理什么，因为通过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梯式递进隐藏住了线索。“草草地看一下文件，你是不会得到那些信息的。我是通过与在法国的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谈得到这个家伙的名字的，他们告诉我说：我必须跟参议员谈谈这件事。如果你工作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他们会认识你然后便很自然地跟你谈论事情。我坐在那儿想市场的 传动装置与内线交易：天哪，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些都是些非常显赫的家庭。如果东窗事发的话，绝对能上报纸头版了。”克里斯滕森就像怀特一样，也不愿说得太具体，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宣誓和签署合同中度过。如果我违反了那些的话，那么我会永世不得超生的。”

　　再开发票只是罪恶的离岸金融世界中日常业务中的一种。克里斯滕森继续说道：“他们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业务，于是他们便采用一切手段对此进行合理化解释：外国人是为了避免政治风险和不稳定的货币因素而为自己的财产寻求保护，非洲人贫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工作或者是因为他们腐败，因为那些国家贫穷，所以我们要给他们输送救助金。他们一直在说这一类的话，而不是去想想是不是金融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随着大笔的金钱像潮水一样涌入泽西岛，克里斯滕森也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当他谈到钱大部分时候都是来源于非洲，让他感到不安心的时候，他便会弃之不理。一个星期五，按惯例进行的喝酒狂欢之前，他的部门主管告诉他说她不想再谈论这类事情，并且她“才不管非洲会怎么样呢”。“她的态度非常的典型。在盈利性极高的前提下，没有人会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跟犯罪行为和其他地方的不公正联系到一起儿。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这些参与其中的金融中介机构，没有一个试图对这些非法转让进行报道甚至提出质疑。”他在酒吧遇到了一位童年的老友，他现在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当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

　　“我跟他说印度、马来西亚以及我在其他地方的旅途见闻，他立刻打断了我，他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他喝得有点轻飘飘的，一直在说昨天晚上的聚会，他在开什么车啦，谁又跟谁吵架啦，尽是这些内容。我无法形容回到这里带给我 的冲击有多大。我在泽西岛的确看到了非常极端的观点：深深的种族歧视、性別歧视、压抑感、人们脸上严峻的表情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侵略性的消费保护主义以及几乎对任何先进想法狂热的仇恨，这里有一种不能畅所欲言的心态。在伦敦我的同事都像正常的人一样参加反种族歧视之类的活动，但是我知道，只要回到泽西岛，宝贝儿，你就不能这么做了。”

　　先进的立法，历经几年才从外部世界渗入泽西岛。英国在1967年便彻底废除了反鸡奸法，而泽西岛直到1990年才迫于英国压力废除了该法。鞭刑在1948年就被英国所废止，但是泽西岛直到2005年才在外界压力的迫使下从书面条文中废除了该刑罚。

　　在克里斯滕森到达后不久，在他骑摩托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的时候，他被一个泽西岛资深商人来宾袭击了。“他当时一直在说安全帽是对自由的践踏，他 反对安全帽，反对税收并且反对政府。他会说种族隔离对南非黑人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重新建立起殖民政策，这些人在白人政府的统治下才过得更好。”克里斯滕森与泽西岛银行业机构的支柱人物朱利安•霍奇先生吵了起来，“我所遇到的是一位种族隔离制度的大护法，一位帝国主义的强有力推行者，一位认为自由主义超越一切的人。”克里斯滕森又回忆起另一次独自跟泽西岛受人尊敬 的参议员和英国国教大臣彼得•曼顿在一次公共会议上争吵的情景，曼顿当众说到对那些南非的“黑鬼”来说，种族隔离比什么都好(曼顿随后因如性侵犯而被起诉，现在已经离世)。在一次讨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平等机会问题的政府会议上，一位资深的政客竟然当众睡着并打起鼾来。另一位有自己企业的政 客更为激进，克里斯滕森回忆道：“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他说：如果我的员工中有女孩怀孕，我会立即解雇她们，没有人愿意看到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孕妇。他说的女孩，其实指的是所有女人。”

　　有时感觉离岸就像是男孩子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世界，白人男孩喝了几杯威士忌后就把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当成了他们可以随便消耗的资源，克里斯滕森继续说道：“统治阶级意识到他们不用再为美国的民主党员，或者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员，或者是英国的工党当权而担心，他们意识到他们不用在家门口打这场战争。他们已经靠英国化的生活方式，还有对英国统治阶级的无限忠诚，把这个破碎零散的帝国扩展到了全球。在泽西岛我为当地政客摇尾乞求外来人投资的举动感到震惊，这些政客们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地方儿接受，当地人会很感激我们的。没有三权分立，也没有外部内部压力，并且他们讨厌外来者的打扰。”这真是快乐时光啊，这些政客绅士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绕开民主威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