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后的早期,安哥拉领导人仍然希望得到俄罗斯对他们大的赞助,但莫斯科快速的变化已经使自己失去了方向。“我开始是一个中介,”他解释说,“俄罗斯正在发生如此之快的变化,一切是新的。你应该知道去哪里,怎么走,如何组织,我被称为是一切的组织者。”盖达•马克成为在莫斯科的被安哥拉信任的人。他知道,大资金藏在其他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区域,并在这方面给了我最有名的离岸名言之一。
在有所有法规、税收、有关工作条件的立法的所谓市场经济体中,是没有办法赚钱的。只有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财富再分配尚未完成的时期,你才可以得到一个方法,这就是俄罗斯的钱。俄罗斯的钱是干净的钱,可以解释的钱。今天你如何才能在法国赚到5000万美元?怎么做?给我解释一下!
有人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财富再分配与19世纪美国的强盗大亨时代进行对比,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境外网络隐藏自己的钱,尽管他们有许多弊端,但贵族还是集中在国内投资。在他们剥削粗心的投资者和颠覆政治的过程中,他们也建立了全国工业的繁荣,但在20世纪后期安哥拉和俄罗斯境外的钱永远只是简单的消失,非洲各国政府已经变得更弱更加依赖离岸系统的援助。这是非洲国家一个的诅咒:在他们获得独立的同一时间,专为抢劫精心建造的离岸仓库开始出现。对于其中的许多国家来说,让精英阶层从让人厌烦的规则中解放出来才是真正的自由。殖民列强离开,但是却适当地留下剥削机制。
冷故结束后,安哥拉对俄罗斯的债务约60亿美元,1996年授权盖达•马克介入处理自己的债务重组,负债被调低至15亿美元,并被分割到31期支付票中。安哥拉将这笔钱以石油支票的形式支付给由盖达•马克成立的名为阿巴隆的私人公司和他的一个在日内瓦瑞士银行有账户名为皮埃尔•法尔科的生意伙伴。瑞银对于这样的安排感到不舒服,银行内部忘录称“其他党派的任何代表在报 纸的文章上都不可能被提到,即使事后证明这些判断是没有根据的诽滂。在一审,瑞士或日内瓦法官虽然采取上述人民的利益”,但交易却在继续。
对盖达•马克而言不幸的是,在安哥拉刚刚还清超过一半的期票后,瑞士法官在2001年2月开始介入。法官发现,大笔神秘的流动资金来自阿巴隆,包括超过6000万的美元在盖达•马克的名下,数千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更多地在安哥拉髙级官员们的账下,并有接近500亿元属于前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们,但其中的大部分流向了瑞士、卢森堡、以色列、德国、荷兰和塞浦路斯账户,很少或似乎没有流向俄罗斯的国库。盖达•马克声称,俄罗斯国库得到了这些间接支付的神秘账户,他补充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业务,对我们是极为有利的”。
由于离岸的保密制度,不可能辨别盖达•马克所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哥拉的领导人与境外私人中介机构合作炮制了一个奇怪的协议,为内部人士攫取了大量利益而未被安哥拉或俄罗斯的广大人民群众问责。因此,业内人士曾用非洲离岸从安哥拉的债务中,而不是从它的资产本身养肥了自己。瑞士法官后来晋升,他的继任者于2003年10月解密了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安哥拉和俄罗斯都没有处理投诉并接受这样的论点即这是由安哥拉政要在战争时放置在国外账户的战略资金。
最近的两项研究指出了问题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2010年3月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撰写了一份关于非法金融流出非洲的研究。从1970年到2008年,它得出结论,“保守估计,来自非洲的非法资金外流大约共有8540亿美元,所有的非法外流资金可能高达1.8万亿美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它估计安哥拉在1993年(当盖达•马克的安哥拉事件开始时) 和2002年(他的阿巴隆债务交易结束一年之后)失去了46.8亿美元。基于对安哥拉经济的调查和对它的多年研究,我个人相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估计——相当于刚刚超过它510亿美元石油和钻石出口的9%——这根本是一个总值被低估的数值。数十亿资金通过以石油做后盾的不透明的正常国家预算已经消失了,其中不乏通过两个特殊的信托流入伦敦。
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令人震惊的数字估算正好补充了我前面提到的关于非法资金流动的全球规模。仅在2006年,发展中国家因非法资金外流失去了一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每收到1美元的外国援助同时会有10美元流出。
2008年4月另一项美国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检查从1970年_2004年非洲国家的资本外逃情况,它的结论也同样惊人:“在35年间,作为一个整体的4篮国家实际资本外逃额约为4200亿美元。截至2004年年底,包括应计利息的收益,资本外逃累计存量约为60704亿美元。”然而同时,“这些国家的总外债为22704乙美元。”因此,作者指出非洲以一个净债权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各地,其外部净资产远远超出其债务。然而,资产和负债之间有主要区别:“外部私人资产属于一个狭窄的相对富裕阶层的人群,而公共外债是通过其政府承担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主任雷蒙德•贝克称离岸系统是“从奴隶制以来全球经济实践中最肮脏的篇章”,这非常正确。
2003年2月美国共和党得克萨斯前参议员菲尔•格拉姆成为瑞士投资银行瑞银华宝副董事长,针对计划增加国际金融透明度的争论,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这项建议将限制经济自由。”他写道。
“全球发展危机的根源是传统经济学家的童话。”麦肯锡公司前首席经济学 家吉姆•亨利说,他几乎是独自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开始了这个调査。“它略 去了实际发生的所有血腥的部分。”
避税天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际投资流动往往看起来那么奇怪。2007年进入中国内陆的最大的两个外国投资不是来源于日本或美国或韩国,而是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同样,进入印度的超过投资总数43%的外国投资不是来源于美国或英国或中国,而是税收协定天堂毛里求斯,一个离岸系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而另-个奇怪的故事就在于此。
虽然是法语国家,但毛里求斯与英国殖民统治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今天与伦敦金融城复杂地连接在一起。它在伦敦金融城、泽西岛和马恩岛的帮助下,在1989年建立了离岸中心。从许多方面来看毛里求斯是理想的离岸中心:它政治稳定,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多语种的廉价劳动力,在完美的地区可以为欧洲、亚洲和非洲服务。虽然形式上是独立的,但它是英联邦成员国,其终审法院是伦敦枢密院。
2006年到2008年间在毛里求斯标准银行担任高级离岸从业人员的鲁道夫•埃尔默说:“在被派来毛里求斯工作之前我曾在泽西岛和马恩岛接受专门训练。”他说,“英国在这里的影响力很大,如巴克莱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主要银行已经在路易斯港(毛里求斯首都)以南的数码城建立了主要业务和多层建筑。六年前,只有五家银——天,我估计这个数字约有四十了。”
毛里求斯也与40多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主要经济体有着税收协定。“伦敦金融城投资公司通过毛里求斯进行商业活动,为与毛里求斯有着税收协定的非洲和亚洲项目进行融资。”埃尔默说,“这是一个热点,它会变得非常突出。”
外商投资不仅通过毛里求斯通道进出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也承载另一种称为“迂回投资”的常见离岸活动。比如说一个富有的印度人,在返回印度前,精心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保密的外国投资者,这样可避开印度对当地收入的课税,而且还可以使用保密做邪恶的事情一如建立一个看上去由很多竞争者组成,实际上却被一家共同公司控制的垄断市场。通过境外的保密建立的保密的垄断企业在某些领域非常普遍,并有助于解释很多事情,例如,为什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收费如此之高。当地精英为这些协定进行游说,而全然不顾它们可能造成的危害。“印度与毛里求斯间的协定完全是滥用税收的协定。”美国税务专家大卫•罗森布鲁姆说,“为什么印度人要容忍呢?我们美国同百慕大也有一个这样荒谬的税收协定,百慕大甚至没有税收体系。国家在做奇怪的事情,其中很多是政治性的,它公然蔑视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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