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避税者：维斯蒂兄弟(四)

　　维斯蒂兄弟成功回到了英国并且逃避了纳税，即便英国的税务机构发现了他们在巴黎的信托，经过了耐心的侦査工作，他们还是不能让维斯蒂兄弟纳税。信托不仅仅能提供保密性，还能使人们交出他们的钱让信托保管一意味着他们将不会被征税，但他们实际上却是钱财的控制人。美国国内收入署则简单地将其总结成：“尽管从表面上来说这种形式是分散了对所有权收益的责任和控制，就好像是合法的信托那样，但是实际上纳税人还对它们拥有控制权。”维斯蒂巴黎的信托契约的序中也恰好暗示了这种借口，序中一开始就写道：“出于对财产授予者(维斯蒂兄弟)对受益人天然的爱和喜欢以及其他种种美好的动机和考虑……”这上面说的是，钱实际上是交给他们亲爱的受益人，也就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维斯蒂兄弟实际上是这样做的。首先，他们将他们海外的大 部分资产租给冷藏联盟公司，这是一家坐落在英国的公司。在任何普通的操作下，冷藏联盟都仅仅应该付租金给维斯蒂兄弟，但是冷藏联盟实际上将租金付 给了维斯帯兄弟委托的在巴黎的两个律师和一个公司董事长。到这里为止还算是正常的操作，但是受托人却被赋予极为宽泛的投资权力，在特定的“获授权人”的方向指引下进行投资。那么这些人又是谁呢?当然是维斯蒂兄弟!所以这些受托人，实际是在维斯蒂兄弟的方向指引下，借钱给英国的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也受维斯蒂兄弟控制，并作为兄弟二人的私人存钱罐。

　　税务机构的确在不断地寻找层出不穷的避税策略的应对措施，他们会定期颁布法律和规范来进行防卫，然后那些富有的避税者们又会想出更为复杂的策略来绕开新的法律规范。这就好像一场不断演化的猫和老鼠的游戏，这场游戏所达到的效果就是使税收系统日趋复杂化。秘密司法管辖区会不断地，通常是十分迅速地，修改它们的法律来让有钱人完善他们的欺诈手段并且总是能走在税收官员的前面。这些年来，离岸信托操作在不断增多，并且日趋复杂和精妙。

　　举个例子来说，泽西岛现在就允许一种叫可撤销信托的操作。在这种操作下信托可以被撤销，财产将回到塬所有者手中。如果资产所有者这么操作的话，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将他们自己与资产剥离。除非信托被撤销，这种操作看上去都是资产已经被转移了，并且税务机构无法对其进行征税。

　　总会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一个信托也许会有一个“信托保护人”，他可以代表那些假装把资产转移出去的塬所有者对受托人施加影响。一个开曼群岛的“明星信托”让资产的原所有者进行信托投资的决策，这样受托人就不一定是要确保投资是以其他受益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了。或者你可以使用泽西岛的一个“虚假信托”，在那儿你可以稍后将受托人替换成那些更听你话的人，然后随意更改他们的信托管理说明，而且他们也的确就是这么做的。

　　那些离岸律师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除了在想信托还能有什么新的越轨手段之外基本上什么都不做。信托也不仅仅是关于税收的，我们即将看到的引发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许多结构性的投资载体都是以离岸信托的形式设立的。它们距离全球的金融中心是那么近，大多数人在发现这个的时候都会觉得惊讶甚至震惊：仅仅是泽西岛这个小小的避税港就有4000亿美元的资产与岛上的信托挂钩，并且在全世界有几万亿美元是深深地隐藏在保密制度中的。

　　在选择信托机构来保护他们的巨额财富时，维斯蒂的确是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参议院议员德拉托雷于1934年在诺曼之星的船舱的一堆鸟粪下发现装有维斯蒂文件的箱子时，他几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对手是多么的狡猾。在这次突击行动不久之后，他在乌拉圭找到了维斯蒂犯罪的进一步证据。当参议员到达英国外交部的时候，他又对维斯蒂集团进行了一次打击行动，那里的外交官对维斯蒂令人讨厌的商务活动积怨已久，同意将阿根廷的问题组成一个多国的联合委员会进行调査。

　　奈特利这样写道：“威廉很快就察觉到危险，这样的一个委员会一定会想查看维斯蒂在伦敦的账本，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发现什么。”所以维斯蒂兄弟主动出击。当他们的一位在阿根廷的经理因心脏病而猝死之际，威廉•维斯蒂写信给委员会指控参议员德拉托雷谋杀了这位经理。阿根廷政府愤怒地回应，称维斯蒂的信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傲慢行为”，外交部也承认威廉的信具有攻击性，但是也表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事态从那时开始便每况愈下。

　　委员会进行了两年的调査，在此期间维斯蒂不断地在伦敦进行幕后操纵来弱化调查，尽管有60次会议和一份写满阿根廷肉类贸易细节的报告，但是调查委员会始终没有看到维斯蒂在伦敦的账本。菲利普•奈特利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参议院议员德拉托雷这个比仍何人都更可能刺穿维斯蒂帝国秘密的人，在1939年1月5日饮弹自尽，在自杀前仅仅留下了一张字条来表达他对人类行为的失望。”

　　即便如此，英国国内税务局已经开始集结兵力准备对维斯蒂信托做下一次的突击，随着1938年财政法的颁布，他们希望可以对海外的信托进行征税。并且他们在1942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继续了他们的突击行动。威廉在两年前就去世了，直到死的最后一刻他都在跟税务官员作着斗争，他死时在英国仅留下26.1万英镑并不断抱怨“不公平的遗产税”。信托却依然健在，不断地付钱给家庭成员。新颁布的英国法律规定如果某人从收入中得到“享受权力”，他们就应该纳税，这条法律看上去包括了维斯蒂家族。从这个规定来看，国内税务局好像会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忘记了要保护维斯蒂巴黎信托的原始文件。据维斯帯家族说，他们最后知道这些文件是在波尔图的一个箱子里，但是那里很快就被德国攻占了。不过税务机关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赢得了一个又一个上诉，然而在最后的障碍面前却峰回路转。在英国上议院高级法官面前，维斯蒂家族称他们个体没有权利来控制收入，只有联合的权利。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年轻的英国人又一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维斯蒂家族又侥幸逃过一劫。

　　这种游戏又绵延了几十年，国内税务局在接下来的几次进攻中取得一些小收获，但是维斯蒂家族一直在强化他们的防卫，将他们的财富从税网中一点点漏走。

　　一位税务官员说道：“想要跟维斯蒂家族在税收上过招，就好像压榨一个大米布丁。”

　　1980年，就在国内税务局一次类似的突击行动后不久，先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调査，然后是全球最值得尊敬的一家报纸揭露了1978年维斯蒂在英国的杜赫斯特屠户连锁店收益超过230万英镑却只付了10英镑的税款，这样算下来纳税率只有0.04%。报纸这样写道：“这里有一个延续超过60年的非常富有的王朝，它却只缴税款的一点零头儿。它的成员们在英格兰享受相当富裕的生活，却不为给他们创造这种美好环境的国家做一点儿相应的贡献——既不帮助它在战时对抗外敌，也不帮助它在和平时期维持稳定和控制疾病。”

　　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们的评论绝大多数都在支持维斯蒂家族，这真让人不愉快。一位英国保守党的贵族索尼克劳•福特勋爵评论道：“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以他祖父的名字埃德蒙•维斯蒂命名的小埃蒙还想粉饰一下他们的行为，他说：“让我们面对事实吧，没有人会缴纳他们其实不必缴纳的税金。我们都是逃税者，不是吗?”在1993年一次公开抗议之后，女王也终于开始缴纳所得税，这位新的维斯蒂勋爵笑着说道：“好吧，现在就剩下我没有缴税了。”

　　就像我们接下来马上会看到的那样，事情并非如此，像维斯蒂这样没有缴税的单位和个人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