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吧,通常大家都认为金融事务最好的保密途径就是把钱转移到瑞士或者列支敦士登严密的银行保密制度下进行保管。现在,大多数人并不轻视银行保密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信托在某种角度来说是盎格鲁一撤克逊的等同体。不仅仅这样,信托潜在的创造出的保密形式比起瑞士银行简单的沉默要难以穿透得多。

  信托的概念在中世纪产生出来,当骑士们参加十字军东征离开家乡时,会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可靠的管理员管理,这些管理员在骑士离开时会代表骑士的妻子和儿女管理这些财产。这是一个叁方参加的形式,有财产的所有者(骑士)、受益人(骑士的家庭成员),通过中间人(管理员或者受托人)这个媒介达成这样一个叁方合作的形式。几个世纪过去了,法律体系在不断地完善这种叁方合作形式,现在你可以在法庭上强制这种合作形式的施行。

  信托是一种无声的、有力的机构,而且你几乎不能在公开记录中找到任何有关的证据,它们是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秘密。信托实际上做的就是操控资产的所有权。你也许会认为所有权是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比方说,你在银行里存有100万美元。你是这些钱的所有者,你什么时候想花它们都可以,但是所有权也可以被分拆成几块儿。你可以这样想想,当你用抵押买了一座房子的时候:银行拥有你房子的部分所有权,你拥有你房子的其他部分所有权。信托还有着一些变异形式,比如说机构、基金以及信托企业,这些形式在如今的欧洲大陆比信托更加常见,并且这些变异形式也衍变出不同方面的所有权。信托非常小心地将所有权分拆成几块儿。

  当最初的资产所有者将资产交给一个信托的时候,信托才算正式确立。从这一刻开始,受托人成为这份资产的法定所有人,尽管受托人并不能随意花费消耗这些资产,只能合法地履行信托契约的条款,条款里面有具体的说明并告诉他们如何将福利转给受益人。

  在信托法的约束之下,受托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遵守信托条款,除了受托费用之外他们也不得从资产中取得其他任何收益。一个有一双子女的富翁可能将存在银行账户下的100万美金交给信托管理,然后将律师指定为受托人,并吿诉受托人在每个孩子年龄满21周岁时可以获得其中的50万。即使富人在钱被付出前很久就离世,信托也会继续存在并在法律约束下按富翁的嘱托按时付出这笔钱,想要破坏一份信托是非常困难的事。

  信托具有完美的合法性,但是它们通常具有更为邪恶的目的,比如说为了犯罪的逃税行为服务。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你把资产委托给信托管理来避免税单,难道不是会产生额外的费用要付吗?

  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从一方面来说,这是个文化上的问题,英国的上层阶级更喜欢把自己同他们的财产分开而将其交给可靠的陌生人管理。几个世纪以来的绅士派头的资本主义教会了这些上层阶级人士,他们可以依靠他们可靠的仆人和专业的家臣们,并不会花时间在处理像法定所有权这样鸡毛蒜皮的事务上。他们受到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辨别谁才是会尊重他们提出的要求的人,谁才是那些因此可以信任的人。

  信托创造出两样主要事物。首先,它们创造出了一个可以将所有权分成几部分的坚实的法律屏障;第二,这个法律屏障可以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信息屏障。信托可以将资产掩盖在坚固的保密防护之下。让我们把信托中的资产想象成公司中的股份,公司会以受托人的名字作为法定所有人进行注册,而受益人,也就是那些随时随地可以享受这些财富的人并不是公司的注册人。如果你有100万美元,由泽西岛的一份信托管理,当税务检察官来追査的时候,他们仅仅是要开始问讯便会遇到重重障碍,因为泽西岛的信托证书不存在于任何官方或者公开的注册文件当中。即使税务检察官足够幸运能够查出受托人的身份,这个受托人通常也只会是泽西岛的一个律师并以此谋生,他可能会同时担任几千家信托的受托人。这个律师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受益人身份的人,但是由于他受专业保密性的约束不能公开受益人的身份。税务检察官算是撞到南墙了。

  你仍然可以通过将一个秘密机构架设在另一个秘密机构上层而将这个秘密隐藏得更深。这份在泽西岛信托下的资产也许是巴拿马一家银行里的100万存款,这100万在巴拿马也受到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保护。即便税务检察官严刑逼问,他们也永远不会从泽西岛律师嘴里知道受益人是谁,因为这些泽西岛律师也不会知道。他们只是把支票寄给别处的另一位律师,那位律师也不是受益人。并且你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你可以将一个泽西岛的信托架设在一个开曼群岛的信托之上,然后再将它架设在你在特拉华州秘密设立的公司结构之上。

  如果国际刑警组织对此进行调查,他们必须经过耗时而又耗钱的法庭程序,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追踪资金流向。即便这样,一些地区仍然允许逃脱条款——资产在调査刚刚开始的阶段便会自动转移到其他地方。

  维斯蒂兄弟1921年在巴黎办公室委托给英国律师霍尔和施特灵的信托形式,与今天最普通的离岸形式相比都显得是那么简单。但是,即便这样,英国税务局也花了8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个信托的存在。在这期间,就在维斯蒂兄弟的巴黎信托悄悄地缓慢工作的同时,一个新的丑闻爆发了。

  1922年6月,在维斯蒂为了逃避英国战时税收而离开祖国的七年后,威廉•维斯蒂被授予贵族称号。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寻常的,在世界大战当中获得巨大财富的人们都十分渴望一个体面的贵族头衔来粉饰他们在战时所谋取的不光彩的暴利。英国国王劳埃德•乔治非常乐于这种施恩行为,他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官方的荣誉卖给这些战争爆发户,这种行为在英国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位英国国会议员在1919年气急败坏地说:“那些体面点儿的人都不会允许,所谓的绅士们得到这些贵族头衔。”

  当威廉成为维斯蒂勋爵的时候,愤怒开始大范围蔓延。斯特雷奇勋爵在国会说道:“大多数人都觉得,靠逃税而给其他纳税人更大税负压力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被授予贵族称号。”斯特雷奇请维斯蒂勋爵在国会面前保证自己的贵族称号不是买来的,维斯蒂当然不会做这样的保证,并且他也不想和任何人走得更近。他还公开表示:“严格地来说我现在在境外……我目前的地位非常地适合我。我在境外,我不必为任何东酉付钱。”

  尽管乔治国王动容地在他古雅的皇家散文中写道:“我非常强烈地呼吁建立一些有效的可靠程序,来保障皇室和政府免受那些即便不会令我们蒙羞,也会遭受类似伤害的事。如果这类事情同样在英国发生,那么不可避免会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繁荣稳定造成很大的危害。”丑闻继续隆隆作响,但是直到最后都没有什么针对它的行动。维斯蒂兄弟还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回到了英国,他们在巴黎的秘密信托也继续将税务机构拒之门外。

  现代的英国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桥段和英国保守党副主席阿什克劳•福特勋爵与一个富有的伯利兹城商人的丑闻有着惊人的相似。该商人于2010年3月承认他出于逃税目的而脱离了英国居民身份,现在他的身份是非常住纳税人,这种 类别的划分可以使得富人们在英国以外取得的收入免除英国的纳税义务。就在丑闻爆发前,2010年《英国卫报》的头版头条就写道:国会议员轻松获得勋爵称号,这种行为现在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一位国会议员表示:“按阿什克劳•福特这个速度,到圣诞节的时候他就是皇室家族的成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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