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避税者：维斯蒂兄弟(二)

　　英国的服务经济基本上是由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组成的联盟共同运营的。历史学家凯恩和霍普金斯在他们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标志性研究中指出：“从这个土地与服务财富的联盟之中，新生了一种绅士的资本主义类别。”他们至始至终都瞧不起那些要把自己双手弄脏才能赚到钱的卑微的制造商们。肉类加工商维斯蒂兄弟就带有着制造业的污点，更糟的是，他们还不是伦敦人而是来自利物浦，所以他们挤不进支配阶级的俱乐部。而且实际上，这些跨国公司的先驱者，涉足传统制造业和对他们来说同等重要的供应链及金融服务业操作，所以说他们实际上是跨了多个行业在进行经营。

　　随着他们的业务所涉及到的国家越来越多，对其他人来说就更难猜到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一个阿根廷商人曾写道：“维斯帶集团运营起他们的肉类加工厂来就像变戏法一样，打个比方来说就连最出色的飞行员都会被弄得头晕。我们也就不觉得奇怪为什么维斯蒂集团的税务稽査员检查到最后只发现集团的一个加工厂，再想拆开这最后的一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所以德拉托雷参议员在调査中偶然发现了诺曼之星上的那些文件，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突击行动。德拉托雷称，不仅维斯蒂集团被卷入到逃税和税务欺诈中，就连阿根廷政府高层官员也被发现与维斯蒂集团勾结，帮助集团进行违法活动并从中受益。一场肮脏的政治斗争爆发了，侮辱、反侮辱、愤怒地否认，这些声音一时在阿根廷政坛此起彼伏，但是这一切在一次对德拉托雷的刺杀行动后终结，德拉托雷的助手因替他挡了一颗子弹而死。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政府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经验，对新兴的跨国公司进行征税(现在政府依然在不断摸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府对英国本土公司在海外取得的利润不进行征税，只有当他们把利润汇回到英国时才进行征税。这非常适合维斯帯集团：他们可以说他们大部分利润收入都是来自海外。但是当一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急需大量资金，所得税税率开始惊人地增长：标准税率在1914年战争刚刚爆发时为6%，到战争结束后一年的1919年已经增长到30%。1914年，英国政府还颁布了一条与维斯蒂集团特别相关的政策——所得税征收全球化，那就是无论英国公司是否把他们在海外取得的收入汇回英国，都对它们进行征税。

　　维斯蒂兄弟当然对此非常愤怒。首先他们试图在伦敦进行游说，然而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他们的这种举动注定要失败。英国税务机关冷淡地回应：对营业利润进行征税从来就不会阻止你盈利，因为我们只对利润征税(亏损情况下不需要纳税)。威廉和埃蒙德还是不甘心。1915年11月，在5万名英国士兵在路斯之战中牺牲的同时，维斯蒂兄弟移居海外来削减他们的税单。他们的第一站是芝加哥,但他们显然不是到达那里的第一批富人。一个友善的美国税务律师问道：“你们这些人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你已经是这个星期我遇到的第三个同一行业的英国人了。”之后，他们又移居到阿根廷，在那里他们完全不需要付所得税，即便这样他们还在争取减少他们需要向英国政府支付的其他税。随着一战的进行，这对兄弟的归乡之情却不断滋长。

　　在那里他们可以离真正的帝国财富中心更近，所以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回到英国然后仍然逃脱税网的捕获。他们的计划分两个步骤实现：

　　首先，他们在1919年的二月回到英国，使用合法的预防措施保证他们仍然被当作是访客而非纳税居民，然后便开始进行游说。他们给英国首相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恳请信，信中用洋溢着的爱国主义情绪描述了他们对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说今天的跨国公司仍然按老一套进行操作。他们还苦苦地抱怨说他们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牛肉托拉斯只需要缴纳很少的税，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从接见维斯蒂兄弟开始，英国首相便指派皇家专门调査委员会介入此事。威廉的证词，在以后的学术论文中也不断被引用，指出了我在前言中介绍的双重征税的老问题，这个问题也恰恰触及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核心。如果要解决跨国贸易中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就必须要解决究竟哪个国家征收哪部分税款的问题，这个问题绝对不简单。威廉说：“在这种商业模式下，你很难确定在每个国家分别创造了多少利润。你宰了一头牲畜，然后将肉制品在5个不同国家进行销售，你说不出有多少利润是在英格兰产生，多少利润是在海外产生的。”威廉直接指出了问题的中心所在。跨国公司的特性就是整合的全球商业模式，但是税收却是分国界的。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都设有许多子公司和附属公司，想要搞清楚跨国公司的哪部分利润应该在哪一国征税实在是复杂得有些可怕。

　　英国是第一个引入一般所得税对英国居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利润都进行征税的国家。在公司案件中，由法官来决定一个公司是否为一国的纳税居民。如果公司的重要决定都在该国作出，且董事会议在该国举行，那么该公司会被认定为该国的纳税居民。这种方法非常适合英国，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成千上万家公司都是通过伦敦金融城进行金融活动，他们的董事会议通常也都在那里举行。与此相反，德国则将重心更多放在“管理活动地”上，也就是公司实际 运营的管理活动是在何处发生的，这是一个不同却一样巧妙的定义。美国则又不同：美国的税收是建立在公民基础上的，美国公民以及在美国法律下成立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来源的所得都将被征税。这些不同点产生了国家税收领域更进一步的复杂性问题。

　　各税收系统有时也会发生冲突。拥有他国跨国公司投资“来源”的国家希望对他国在本地的投资收益征税，但是“居民”国家，也就是跨国公司设立地的国家也希望对这笔收益征税。首先在当时来看这种双重征税并不是什么问题：只有少数国家对公司的商业活动所得征税，并且税率还很低。但是由于一战的爆发参战国家开始增加税负以支付军队支出和新的社会安全体系，这时双重征税就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商业组织开始抱怨。在1920年国际商会成立时，税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议事日程的头条。

　　国际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讨论设立共同的规范和准则，但是进展缓慢。像英国这样拥有大批海外跨国投资，资本丰富的国家希望能给予居民国家更多的税收权利，而吸引了海外投资的国家通常都是些发展中国，则希望能对投资 者在当地取得的收益征税。1928年产生的最初的国际联盟协定给予了吸引了海外投资的国家更多的税收权利，这些国家有很多都是低收入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模型却将税收主导权给了更为富有的居民国家，跨国公司也走在了这些富国征税者的前面。

　　维斯蒂集团绞尽脑汁地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一齐压榨竞争者的同时，也联合其他跨国公司开始压榨税务机关，他们靠的就是雇用律师和会计师团队将利润由生产和销售环节转移到低税收的中间环节。如果你同时拥有大农场、牲畜、冰柜、码头、运输船只、保险公司、批发商和零售商，那么你就可以随意调节一个子公司收取另一子公司的货款价格，将利润转移到供应链中对你最有利的一环。奈特利指出：“对你最有利的环节，自然是你缴纳税金最少的环节，最好是一分钱税金都不用缴纳。”这与香蕉公司使用的转移定价原则完全相同。一位顶尖的国际税专家索尔•皮乔托教授解释道：“他们通常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公司，将利润吸取到设在避税港的母公司，而不是直接把利润汇回母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任何地区的征税，这给了跨国公司大量的廉价资本进行再投资，并使得他们比纯本土公司更容易进行商业扩张。”跨国公司将避免双重征税的系统转变成了一个双重不征税的系统，这给了他们大量再投资的廉价资本，帮助他们比更小型的更本土化的竞争对手扩张得更快。

　　国际联盟的继承组织——联合国在1980年草拟了一份税收协定，这份税收协定旨在寻求平衡，将更多的税收权利返还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此粗暴地进行干涉，不但继续将他们为富国服务的税收模型定为首选标准，还激烈地游说来削弱联合国自己的税收模型。今天富国的税收模型几乎占有了全部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是双重不征税，有相当一部分本应是穷国取得的税收收入如今却被富国代为征收。穷国的权贵不是很在意他们身边的贫困，因为避税港可以让他们离岸获取利润并免税，让他们更加贫困的同胞或者是国外捐赠者来承担费用。

　　威廉•维斯蒂在1920年对皇家专门调査委员会的证词沿袭了他的一贯作风，威廉说：“如果我在阿根廷宰杀了一头牲畜然后把肉制品卖到西班牙，阿根廷不会在此项交易上得到一丁点儿税金。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但你就是不能得到它。”他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他提出的要求的话，他就会带着上千个工作岗位撤走投资。一位特派员被维斯蒂对一个刚刚经历过大战的国家没有一点儿爱国之心而刺痛，反问道：“难道你就不为你住在这里所享受到的优惠做一点儿付出吗? ”魏斯蒂拒绝冋答这个问题。这位特派员继续说道：“出于对我的尊重， 你应该冋答我这个问题。从证人开始主持会议到现在，我还从没有这么激动过。” 英国政府则是简单地拒绝了维斯蒂兄弟的诉求，但是他们仍然渴望着回到英国。威廉说：“我在利物浦一个美好的老镇子上出生，我希望我也可以死在我的家乡。”

　　所以，当他们游说失败以后，他们开始走旁门左道，采取可以让他们在难以前行的离岸世界里更能看到些许微光的方法——建立信托，这是他们整个计划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