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避税天堂利弊的讨论(五)

　　避税港的许多争论是视国家的实力而定的。民主政治长时间以来一直支持累计税制原则，就像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概述的那样：富人不但按他们的收入比例贡献公共开支，而是应该贡献一个更大的比例，这并不是非常不合理的。但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从亚当•斯密时代就被接受的累积税制原则正在消失。2009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仅支付了所有联邦所得税的40%多，右翼的税收基金会称这“无疑揭穿了掩盖在传统说法面具后的真相，那就是富人并没有多纳税”。2009年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群拥有这个国家超过半数的金融资产，并且还在不断增多。这已经不是对富人采取高税率征税的问题，而是一个稳定的富裕和不平等的问题，并且上面所说的40%指的是所得税税率一一富人通常会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收益，按远低于所得税的税率缴税。还 有工资税和州税，这些税赋大部分落在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人群身上，而不是那些富人身上。对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有效税率要低得多：只有17.2%,并且还在下降。如果算一算所得税统计数字覆盖不到的那些富人的逃税额，你会逐渐深入真相。税务作家大卫•约翰斯顿这样写道：“超过25年的减税并没有减少人民的税收负担，而是大大地增加。”

　　在我在华盛顿对米切尔的长时间采访期间，我们曾一起出去到卡托研究所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用餐，在那里我们碰巧遇上了理査德•拉恩，他是开曼群岛 金融管理局前主席，现在担任卡托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拉恩是一个粗暴严肃的 男人，戴着一幅眼镜。当米切尔温和地介绍我们相互认识时，拉恩皱着眉头转过身去，拒绝跟我握手，嘴里嘀咕着诸如“欧洲共产党员”类似的话，并径直走了出去。大约一年以后我专程拜访拉恩，他同意开口交谈，并且这一次，他的风度要好很多，第一次在卡托研究所附近见到我，把我当成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欧洲疯子，这一次他却亲手交给我一本护照大小的栗色小册子，里面有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他眨着眼睛，用他那刺耳的嗓音说道：“这看上去像一本欧盟的护照，对吗?在这里面，其中一个当然是压迫的手段，而另一个则是自由的文稿。”

　　他让我在他斯巴达式的办公室里坐下来，接着说道：“我的祖先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作战，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我不喜欢外国政府。”在说服我花20美元买 了米切尔的书之后(我已经有这本书了，但是我不想因此破坏拉恩的情绪)，我们开始了谈话。

　　至少从部分方面来说拉恩不是被雇用为富人权益服务的骗子，他是一个按个人信念行动的人，他公开宣称：“你们这些人太让我失望了。我常常想知道你们这些人究竟是邪恶还是愚昧，税收压迫正在世界各处制造着不幸。”他说这些在文献中都有记载，并引用了最近一些保加利亚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拉恩继续说道：“当国际官僚主义者想攻击那些没有强加税赋的地方时，我认为这种 情况就是我所说的邪恶的定义。”他描述了一个提高税率的“国际官僚阶级的阴 谋集团”——并不是一个很有组织的阴谋策划，而是不断努力增加收入来供养这 些官僚自身的幸福生活和特权。

　　也许这其中并没有多少真话，但是他的下一个观点却值得关注，因为这是离岸复杂大厦的基础，“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种子。没有资本，经济便不可能发展。对你自己的种子收税无疑是自杀式行为。”伴随着这样的论证，避税港用来自我防御的首要证物也已经出示那就是：它们帮助并促进全球资本平滑地流动，将资本有效地引导到急需它们的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它们将很有成果地增长并让每个人收益。拉恩的种子论点包含了一个核心事实：资本当然可以并的确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简单地想一下，帮助资本有效流动看上去像是一个好主意，但接下来我将说说这个论点是在哪里崩溃的。

　　首先，金融资本并不是唯一的一种资本，还有社会资本——受过教育的熟练的劳动力、可靠的商业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这些更为关键。种子只是一 次大丰收中的~个因素，还需要加上雨水、好的土壊、人力花费、知识以及信心才会起作用。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写道：“实际上，接受资本并不是经济増长的决定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和人力资本以及全部的政策政权的共同作用。”这些当然都需要用来缴税的美元。

　　第二，税收不仅仅是跟收入相关，征税的四个目的中只有一个是收入。第二个目的则是重新分配，尤其是用来扭转不平等。这是民主社会一直需要的，经苦心研究后写成的著作《内心层面》证实，不平等比绝对的贫穷和富裕等级 更能决定社会前进发展中的几乎每一个反映幸福的指数，从预期寿命到肥胖、违法、抑郁或是青少年怀孕。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履行政府职能，统治者为了从公民那里收税必须与公民进行商讨，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和表现的问题。第四个目的是重新定价，改变价格来做一些诸如抵制吸烟的行动。秘密司法管辖区直接破坏了前三个目的，如果你再想想，很可能也破坏了第四个。

　　接下来就是证明小的问题了。也许有人认为资本应该从资本丰富的富裕国 家流向资本匮乏的低收入国家，促进生产性的投资、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现实世界中，这一切却并没有发生。以中国这个发展速度最快的低收入国家为例，中国的发展依赖于出口资本而非进口资本。国家首先需要的应该是健全的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有效的执法，而这些恰恰都是离岸系统一直在破坏着的。

　　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个国家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资本，就好像一英亩土地上只能种那么多种子。流向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借贷并没有转化成生产性投 资，而是经过洗钱流入了迈阿密、伦敦和瑞士的私人银行账户，在身后留下了大笔公共债务。经“高效的”离岸系统处理过的一拨又一拔的金融资本，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就像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说的，在许多低收入国家“资本流入是最无效的，造成伤害最大的(行为)”。

　　而且这并不是全部，世界上的大量财富都来自于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出租”，这种收入都毫不费力地流入了石油大亨的腰包。波兰作家莱斯德•卡普钦斯基这样写道：“石油是一种麻痹思想、污染视线、催生腐败的资源。石油完美表现了想通过意外之财致富的人类永恒的梦想：不付出一滴汗水，没有一点烦恼，不经任何辛苦劳动就能发大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石油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并且像所有的童话故事一样，这其中也包含着一个谎言。”从亚当•斯密至今，几乎每一个理智的经济学家都同意对出租制定高额税率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效 的手段。一种出租是来源于市场寡头，比如说那些享有制药专利的公司，或是得到政府批准执照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是纳税人担保的国际银行，或是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足联)这个唯一管理全世界足球的超级富有的团体。这些高收人产业中有很多产业的全球总部都设在离岸地，特别是瑞士，这完全是置经济效率的概念于不顾。比如说，国际足联利用它的垄断地位迫使贫穷的南非 为2010年世界杯提供税收优惠，以便把它的收入从南非转移出去。就在我写这 段文字的不远处，就是国际足联设在苏黎世的价值2亿美元的奢华总部。

　　当然，离岸业务不仅仅跟税收有关，它还跟法规相关，在这方面离岸系统还有一系列不同的防卫辩护说辞。

　　离岸系统的辩词里，最简单最普通的就是用一些老掉牙的理由拒绝为存在的问题承担责任：基本上来说我们的系统是很好的，但是偶尔也会出些小问题。 就在国际信贷银行倒闭之后不久，开曼群岛银行家协会主席尼克•达干就说：“国际信贷银行只是个案，它的倒闭完全不能反映当地银行业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