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避税天堂利弊的讨论(三)

　　公司税收入下降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特别税务奖励刺激。只有少数几个穷国提供这种税务奖励，到2001年穷国中的绝大多数都开始提供税务奖励，这种奖励本来是为了吸引海外投资者，但在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同时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

　　与救助不同，税收是最可以支撑起发展的财务来源，税收使得政府对它的公民负责，而救助却使政府更依赖于海外的捐款人。许多非洲人深知此事，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这个仅收缴了占国内生产总值11%的税收的人说：“我将收缴税收收入放在第一位来解决，是因为这是将我们从乞讨中解放出来的途径。如果我们能收缴国内生产总值22%的税收，我们就不会再向任何人寻求救助。我不会再到你那儿去打扰你，跟你要这个要那个。相反，我会在此欢迎你的到来，并同你开展贸易活动。”

　　而低税率竞争却摧毁了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使得它们更加依赖于救助。巴西人称低税率竞争为税收战争，这很好地揭露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美国参议员卡尔•莱文也附和了这种说法，他说：“避税港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经济战 争。”更为精确地来说，避税港是在帮助少数美国人对付大多数劳动人民，当然这其中还有些更微妙的地方。当一个富国的跨国公司到低收入国家进行投资时，公司将根据两国的税收协定向两国分别缴纳在该国获得收益的那部分所得税，但在经合组织的影响下，全球税收协定系统正在将跨国征税的权力由穷国转移 到富国。所以说，比如乌干达给美国咖啡公司一个免税期，公司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它或者将这些收益转移到离岸港进行庇护,或者将收益带回美国纳税。这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富国在低税率竞争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它们的公司税收入：这是因为它们一直在以低收入国家损失为代价的前提下，保护着国际贸易收益带来的更高额的税收。

　　米切尔还有另外一场演讲题为“从道德上来谈避税港”。

　　下面是2008年10月的演讲录像稿：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政府无法提供文明社会基本保障的国家里，避税港为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提供了安全场所，从他们贪污的不负责任的政府那里隐藏他们的财产。

　　瑞士之所以在人权政策上值得钦佩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曾帮助德国的犹太人从纳粹那里保护财产(给出希特勒在指挥车上致敬和一名盖世太保军官恫吓妇女的一组老照片)。那么阿根廷的家庭呢?可能他们一辈子的积蓄都由于货币贬值变得一文不值。

　　相反，如果把这些财产放到境外的话，这些钱就很安全，米切尔说。他的论点又一次听上去那么有说服力——如果你不加以思考的话，完全有可能跟他站在一边。但是，首先，就像我之前解释过的，米切尔关于瑞士银行保密制度起源的故事在现实中完全不是他口述的这个吸引人的版本。并且，即使一个国家实行暴政，为什么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机会将财产转移到境外寻求保护呢?

　　如果一个国家有着不公正的法律，那么该国为最有钱有势的人提供境外的保护则是获取这部分选民支持而避免改选压力的最有效方法。如果不让这些人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出去，那么来自国内要求改选的呼声会立即响起。即使那样，离岸秘密司法管辖区也并不需要为你的财产提供保护。如果我是一个坦桑尼亚人，在伦敦存有100万美元，这笔钱每年可以给我带来5%的收入，那么我需要按40% 的税率为这笔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说我每年让自己的政府(坦桑尼亚政府)少收了2万美元税金。英国政府会告知坦桑尼亚政府我这笔收入的存在，但是没有任何国际协定规定坦桑尼亚政府可以把我的100万美元没收充公。一个阿根廷家庭可以通过把钱转移到迈阿密而逃避本国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但是这种保护中并不包含保密的成分。把钱放到一个普通银行账户中去，交换收入的信息然后纳税，这些资本仍然相当安全。

　　米切尔也许还会说人民需要保护财产免受独裁统治者的侵占，那么我不禁要问，究竟是谁用秘密司法管辖区来保护财产巩固自己的地位?是在地牢里哀嚎的人权积极分子?是勇敢进行调查的记者?是街上的游行抗议者?还是压迫以上所有人的残忍腐败政府的暴君?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

　　但是米切尔接着反驳道：“(如果信息不保密的话)你的个人信息会被卖给绑架者，他们会绑架你的孩子。”他接着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你的 钱存到迈阿密银行的账户，因为美国就是--个避税港。”米切尔的这些话只是为虚假披上了真实的外衣，但是绑架者根本不需要纳税数据才能知道一个人是否有钱，而且富翁们都有贴身保镖，相对来说他们很少被绑架;通常来说，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才是受害者。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研究都指出，好的税务系统促进了统治向更好的方向进步(这意味着今后更少绑架会发生)，而秘密司法管辖区通过帮助富人们掠夺国家财富所造成的问题恰恰是米切尔之前说到的他所担心的那些问题。

　　当我们谈到自由这个问题时，米切尔的条理显得十分清晰。他说，高税收福利国家是“人类灵魂的监牢，它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宠物。它还将把我们 关到小笼子里，控制我们的自由，控制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抗争。”税收是不好的，避税港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从个人财产是神圣而不可侵 犯的这个世界观来说，税收就是个偷窃。米切尔说：“这完全说得通，要保护你们家的财产你可以把钱放到像香港这样的地方，这样你本国的政客们就找不到它了。他们找不到这笔钱，自然也无法偷走它了。”即使我们暂且不谈论实际情况怎样，但这听上去也很像是煽动大众进行刑事犯罪的逃漏税行为，不过这也值得我们讨论一下税收是否是偷窃这个问题。

　　像哲学家马丁•奥尼尔指出的那样，财产权是在一个合法的政治规则下的通用系统中产生的，这个系统包含了税收制度。如果说税收是偷窃的话，那么就相当于用以税收为核心的系统来作为反对税收的武器，这是在不合基本逻辑的争论。从法律上来说，公司也同样产生于国家。约尔•巴坎在他的畅销书《公司》中解释道：“在这个世界上国家是唯一能让公司产生的机构，它(国家)赋予公司基本权益，比如说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所以说，公司税是偷窃行为又一次不合逻辑。

　　在离岸世界，你还可以发现其他更多不合逻辑的和讽剌的事。秘密司法管辖区还是老一套说法，说它们的角色只是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但是它们身披的保密外衣恰恰是与有效市场的观念背道而驰，因为有效市场需要的是透明度。伯克利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在名为“为什么我一定要和像丹•米切尔 这样的人打交道” 一文中攻击了米切尔的多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在冰岛经济崩溃前夕赞扬冰岛减税解除经济政策控制的文章，还有一篇名为“一个用来惩罚法国的更好的方法”的文章，该文建议美国取消对外国人支付所有红利的预提所得税，以便将避税资本从“压迫的高税收国家”中吸取出来。米切尔最终自相矛盾：毕竟避税港确实是“惩罚”了其他国家。

　　货币政策是离岸支持者活跃的又一个领域。通常来说，这些人都支持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提出的观点就是你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流通的数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并减少失业率。讽刺的是货币主义因195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篇论文而崛起，而在同年欧元市场和离岸系统也开始形成，但是离岸系统直接破坏了货币主义：在离岸世界里，资本可以轻松地逃到未加监管的离岸世界，然后银行便盲目地发行货币，政府则疲于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弗里德曼本人最终也在2003年承认：“控制货币数量的做法，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