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避税天堂利弊的讨论(二)

　　在经合组织的报告出现之前，米切尔曾说他已为避免国际税做出了最大贡献。米切尔说：“我的生计问题就是财政政策问题——诸如减税还是加税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国际税——转移定价、利益分配等等，与在蒙古对牛奶征收消费税一样糟糕。”在那时候，对避税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很少有人能明白离岸系统今后的意义将有多重大，并且在那个全球一体化快速进行的时代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对米切尔来说幸运的是，为了设法避免看起来像是直接对避税港进行打击而使小的司法管辖区受到伤害，经合组织主要对有害的低税率竞争采取了打击，这是一场两国为了吸引自由资本而争相降低税率并提供其他优惠条件的竞争。由于经合组织对有害的低税率竞争的打击，米切尔在华盛顿立刻获得了优势，因为他可以以经合组织是一个反对自由竞争的巨大官 僚组织作为论点。

　　自由竞争的问题，是避税港用来捍卫它们存在的主要论点，并且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挖掘。米切尔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论点。2009年米切 尔在华盛顿的演讲上说：“来自高税收国家的国际官僚政治和政客联合对这些司法管辖区展开攻击，世界上的高税收国家希望建立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相类似的组织。”说到这里，他晃了晃一张画有缠着头巾面带凶相的阿拉伯男人的照片，“这是高税收国家为了形成一个垄断联盟所做的努力，这样那些政客们就可以推 行更糟糕的税收政策了。”米切尔继续说道：

　　“比如说你们镇子上只有一个加油站，这家加油站可以高价收费，但是不会延长开业时间，也不会提供什么优质服务。但是如果你们镇子上同时有5家加油站，这些加油站便会彼此展开竞争，它们会竞相降价，并且随时留意顾客的需要。让我们把眼光放到政府参与的国际业务中来。设想一下你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你肯定会希望关闭新罕布什尔州，因为它是一个竞争者。奥巴马和其他左翼的集体主义者仇恨避税港是因为这些避税港是自由的前哨站。因为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劳动力和资本比以往更具有流动性。如果政府试图高税率征税的话，(人 们)实际上有权选择将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财产转移到国外。就好像原本你们镇子上只有一个垄断的加油站，但当其他加油站也开张营业的话，你就可以做出选择。我以后不会再去那家剥削我的加油站了，我可以去那家能真正为我省钱的加油站。”

　　换句话说，低税率竞争是有益的，并且你没办法战胜它。乍一看这些论调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这些完全是荒谬的说法。下面就是原因。

　　市场中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税务竞争完全不同。这样想一下：如果一家公司竞争不过其他公司，它就会破产并会被能提供更优质廉价商品或服务的公司所取代。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是痛苦的，但它也是资本主义保持活力的来源。但是当一个国家竞争不过其他国家的时候该怎么办?让这个国家破产?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展望。没有人会，或者能够像米切尔所说的那样“关闭新罕布什尔州”。那么实际上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竞争力意味着什么呢?很明显，政府之间不会以有任何意义的形式来竞争怎么管理它们的街道，但是，政府也许会竞争如何教育出更出色的公民——这类竞争通常需要更高的税收来支持相应的服务。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竞争力更广泛的定义：“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体制、政策和其 他因素的集合。”该定义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体制、宏观经济稳定性、教育和商品市场有效性等12种竞争力“支柱”。事实上，用达沃斯论坛标准来衡量，最有竞争力的国家都是高税收国家。但是，这其实也有很多变化：瑞士、芬兰和丹麦世界前三的高税率国家在2009年到2010年的最有竞争力国家名单中分列四、五、六位，而相对税率较低的美国(按世界标准来看仍不属于低税率国家)却名列第二，但是像阿富汗和危地马拉这样真正的低税率经济体却是最不具竞争力的。

　　当我们深入挖掘一下数据的时候，其他有趣的事实便出现了：那些在社会需求上花费很多的国家，在国家竞争力计算表上反而得分最高。高税收使得国家可以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帮助其工人竞争的方面投人得更多。这些适用在税收上的，也同样适用在法律和法规上。一个司法管辖区也许靠成为海洛因走私仓库或者放松对儿童色情旅游业的监管而享受“竞争优势”，但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真正竞争中这些因素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米切尔还宣称秘密司法管辖区比其他国家富裕，并将此作为离岸是一件好事的证据，这就好像是把富有的独裁者和他的密友们所拥有的私人喷气式飞机、游艇和宫殿当作腐败产生财富的证据，但在某一方面，米切尔可能是对的。

　　多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税率变化起伏不定，拿公司税来说，就像米切尔所说的，从1980年的将近50%，下降到今天的刚刚超过25%。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司法管辖区之间竞争的结果，避税港就是其中的排头兵。米切尔说：“每当我看到自己工资单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正是由于我给卡托研究所写的那些伟大的论文才迫使世界各国的政府削减税率，但是真正的功臣是税务竞争，而避税港就是这场税务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工具。”

　　虽然这个观点很难证明，但它的确是合理的，那就是假定当世界确定了全球税务削减和金融放松监管是背后推动力的这种意识形态时，低税率竞争可能会成为更大的推动力，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尽管税率在降，但是税收收入却相当的稳定。从1965年起，经合组织国家中富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一直在总税收收入中保持稳定的25%~26%的显著比率，并且总的公司税收入甚至有了9%~11%的轻幅增长。有些人说这证明了低税率竞争没什么危害，但是当你看到数字背后的故事时，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尽管富国保持住了它们的总税收收入，但是其中公司和富翁们所付出的部分却少得多了，具有纳税义务的公司利润急剧增长。同时，富翁们发现不但他们的财富和收入飙升，并且他们还可以将个人所得税范畴的税负划入到税率要低得多的公司税范畴中。举例来说，1992年美国前400位的富翁将收入的26%计为工资报酬，36%计为资本收益。到2007年，这些富翁仅将收入的6%计为工资收入，而将66%计为资本收益。这样的事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的髙收入国家和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发生，所以让收入按公司税税率进行纳税成为了富人避税的手段。与此相反，工薪阶层发现在过去的30年间，他们的工资薪金停滞不前，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和要缴纳的社会保险却逐年攀升。米切尔是对的，低税率竞争的确存在，并且还会造成伤害。

　　让我们来看看低税率竞争是如何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吧。对此仅有的调查是2004年一份简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文，其中注意到“对国际低税率竞争是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的关注太少了。本文是第一篇对这些问题提出关注的文章”，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也和发达国家的税率下降得一样快，甚至更快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下降得最多。但是税收收入也急剧下降：从1990年到2001年的11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公司税 收入下降了四分之一。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严重，因为比起对数百万穷人征税，向大公司征税对它们来说更为容易，所以公司税收入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