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集:《协调降息》
那么是否可以断定,日本、联邦德国将本国利率调整到低于美国利率水平,并因此导致他们在“广场协议” 后仍继续购买美国债券呢?这里,我们需要站住脚步好好想一想。
经过上述“国际政策协调”,日美间的长期利率差保持在3%的情况下,美国国债对于日本的机构投资家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可以说继续投资于美国国债是投资家合理的经营行为。利率差可以是资金流动的基本诱因,但1986年以后的利率差较1980年前后缩小了许多,无论美元处于何种水平,这种小幅度的利率差都会失去任何意义,这一点却是日本的投资家们于当时刚刚体会到的。这样一来,日本资金该如何评价美元的问题也就浮出了水面。
首先“广场协议”以后,美元的确出现暴跌,有人假设说日本的机构投资家曾判断当时的美元汇价已经跌到“谷底”。如果将“卢浮宫协议”时的美元行情判断为“谷底”水平的话,那之后的美元债券投资收益就应该是有保证的,加上那之前美元走强时的投资部分,是可以产生平均买入价降低的效果的。
当时,马廷.非尔德修塔因(原美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在纽约日本人社会的演讲中说:“当日本资金继续流入美国时,我们不妨将美元处于过低状态下来设定一个市场承受力的'底限'”。美国的政策当局对汇率市场自由化以默认为前提进行讨论,这一事实我们从非尔德修塔因上面的谈话中不是可以准确地捕捉到吗?日元与美元的关系形成了日本产业界开展事业的基本要素,而这一要素又完全根据美国的意愿发生变化。
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克尔古曼“MA模式”的政策含义,最终也归结到了“服务于贸易收支平衡的汇率市场操作”,他希望破解一个大问题——既然资本是根据“MA模式”流动的,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后半期,美国吸引外国资本却没有受到下调利率政策的影响。答案竟然与贸易领域同类问题的答案相同。对于某一个时间段的美元利率的充分下调,可以展开以下推论:
财政紧缩金融扩张的国家(指美国),一般通过降低国 内利率,造成货币贬值达到压缩经常收支赤字的目的。而 在短期内,为了维持J曲线效果,这个国家的经常收支赤字实际上是会扩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投资家无意继续为这个国家填补赤字的话,这个国家的货币比价就会不 可救药地继续下跌。
当这个国家处于低利率状况时,又该如何吸引外资呢? 答案就是在于货币贬值。如果货币汇价下降到仅够维持经 常收支平衡的极低水平,投资家就会产生一种心理,认为这个低水平早晚是要反弹的。这样的资本输入是能够制止货币 (美元)汇价继续下跌,并可以用于政策实施(经常收支达到平衡)过程中的赤字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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