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以后的形势,但这一时期的情况一两句话很难说清。对日本而言,无论是贸易关系还是资本关系,都是一个使人切实认识到只有摆脱美元才能得到长期利益的过程。

  1985年9月,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就降低居高不下的美元汇率达成协议,并发表了名垂史册的声明。这个协议即著名的“广场协议”。

  一般说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当局的人们大致可分为两大势力——通商派和重视资本市场派。前者代表美国产业界的利益,主张扩大出口;后者则重视金融资本市场,更多地关注外国资金向美国的流入。

  里根政府自成立时起就将汇率放给了市场,允许美元的高汇率。这种背景保证了外资顺利流入美国,也说明重视资本市场派的态度在决策当局占上风。

  但是这期间,美国产业界希望美元转低的呼声日益高涨,来自其代言人美国国会的压力最终搬动了里根政府。

  事实上,美元居高不下导致的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急剧扩大,使得无论什么样的重视资本市场派也无法坐视不管了。

  80年代初美国的世界最大对外净资产——“储蓄”到1984年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便是人们预测的每年超过 1000亿美元的对外净债务的积累。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债务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这种由美元坚挺带来的国际收支和财政的双重赤字所预示的危险性,并不是没有人敲响警钟。但是里根政府面对美苏冷战局面,自然需要一时的经济繁荣,于是警钟之声也就没有上达到里根政府的中枢机关。至少“强大的美元”的信奉者、里根政府财政部长里甘是不会考虑180度地转变美国政策的。

  转机出现了。1984年11月,里根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也具备了改变政策的较好的环境。1985年2月,里甘从政府财政部长调任总统首席助理,原总统首席助理詹姆斯•贝克(Jzeimz Baker)出任第二届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贝克寻找机会对美元汇率进行了协调性的入市干预。这无疑是对重视资本市场机制的前经济政策的否定。

  五国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间达成一致的下调美元汇率的协议。这些被称为“货币交易团伙”的人们,一致将这一协议自诩为“美元的有秩序下调”的协议。事实确实如此吗?货币的管理与运作,目的并不在货币本身,货币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手段。就“广场协议”而言,我们必须验证一下“非美元货币令人渴望的上升”的结果。

  协调入市干预在汇率控制方面确实产生了效果。“广场协议”后各有关国家通过入市干预,使得美元汇率很快跌了下来。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换240日元左右下跌到近200日元。这是急剧的下跌,整个过程不足三个月。拥有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那些国家的货币,终于弄清了因资本的流动而被高估了的部分。但是问题还在后面。以贝克部长为首的美国政策当局和弗莱德•巴古斯登(Fred Berg- sten,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的再三的美元汇率口头下调干预,说明当时的汇率水平并不是终点。美元汇率下跌直到1987年2月七国财长会议后,1美元达到兑换150日元水平时,才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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