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随着“日本资金”时代的终结,美国的对外资金收支不得不随之变化。80年代后半期,美国虽然仍有巨额的收支赤字,却得到了两倍于此的国外资金,并将弥补经常收支后的剩余部分用做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融资。可是,这种模式在1990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0年,美国吸收外资总额明显下降,仅稍稍高于经常收支的赤字额。特别是美国财政部证券及其他证券吸收国外民间部门资金的情况,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其结果,美国银行对国外的贷款在这一年也是贷出大于回收,他们将自己的对外投融资业务紧急刹车。
继而,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得到了540亿美元 战争费用的国际援助款,这笔费用几乎抵消了当年美国经常收支的赤字。当然这是特殊情况。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大部分是在预算内处理掉的。有人推算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实际的经费支出还不足100亿美元。美国利用他的国际政治力量,确保了近500亿美元的国外净资金流入额。
1992,1993年,美国经常收支的赤字再度扩大。1993年如下几点引人注目。
随着各国对美证券投资规模的增大,美国外资流入量增加,美国的对外证券投资也随之活跃。特别是外资对美国财政部债券的投资,虽然1992年来自各国民间的投资骤减,1993年来自各国政府的投资却大大增加,投资规模是1992年的3倍。
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资金取代了日本资金?包括对美国财政部债券吸收的500亿美元的外资在内,各国政府资金 流入美国的金额是700多亿美元。让我们看一看这笔资金的构成国家:其中90%是来自印度、马来西亚、巴西等亚洲和中南美国家中央银行的资金。这个数字是非常明确的 (见1994年7月31日《纽约时报》)。
西方国家的庞大的直接投资,以及在这些“新兴市场”上,为谋求高收益率而频繁交易的养老金、投资信托资金的对亚洲和中南美国家的流动,给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带来利益,他们将闲置的资金转向了美国。
表面上看,新兴的工业国家取代了以往日本资金的地位。这些亚洲资金尽管是通过各国中央银行的投资行为在流动,但似乎都免不了带有一点要支撑美元的使命感。因此,对美元的变化有着极强的应变能力成为他们的特征。这些国家资金的对美证券投资,不同于以往的日本资金的是,他们并非是长期稳定的投资。这就说明美国的资金收支,起码在这一阶段,还没有重新回到稳定的基础上。
这就是克林顿政府在它诞生的1993年所面临的美国的对外资金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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