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的多国财长会议有意将日本经济的表现纳入了议题,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以日元贬值/股价下跌为特点的“平成危机”上演的第二幕,就其结构和处方来看,在日本大致可以听到以下说法:

  90年代后期的经济不景气,亦被称做“桥本紧缩”,1997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由3%上调为5%,并废除了特别减税政策,进而增加了医疗费用中由患者负担的部分。这一重建财政政策的贯彻,等于给日本国民增加了9万亿日元的负担,这是形成不景气的最主要的原因。以1997年为例,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是负0.7%,加上不良资产滞留带来的金融不稳定因素等,使日本经济的信用受到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处方本应是,为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实施减税,同时彻底清理不良债权。

  日本政府似乎也认同这种说法,不仅承诺将9万亿日元归还于民,还追加了16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预算,甚至将永久减税也纳入了政策的视野。据说,在日本与美国携手对汇率市场进行协调干预之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莫斯提示给日本大藏省财务官榊原的“条件”,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竟然是同一处方。

  然而,日本的股票市场对政府采取的16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反应,这足以说明欲以减税刺激经济回升、遏制股价下跌/日元贬值之恶性循环的预测分析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以此类景气对策来刺激股票市场的反应,那么至少需要30万亿到50万亿日元的非正常的超大规模资金。且不说这一规模就日本财政而言是否可能,即使财政条件允许实施这样的政策,其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巨额赤字,也势必导致美国的债券信誉评级机构对市场宣布给日本国债降级。

  实际上,90年代后期“平成危机”第二幕的严重性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就在于持续了3年之久的官方利率为0.5%的超常的低利率政策。1995年9月,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下调到0.5%时,充满了要对长期以来日元过度 升值采取紧急避难措施的色彩。而在那之后,当日元出现过度贬值问题,需要上调利率予以纠正时,却看不到日本政府及时地落实有关措施了。

  从国民经济角度测算,日本1995年起实施的低利率政策,使得日本财政每年大约减少10万亿日元的利息收入。而政府少收入的这部分利息原本应该为刺激日本的消费发挥作用,实际上却仅仅使GDP下降了两个百分点。日本国民对消费的漠然态度简直令人莫名其妙。

  更重要的是,由于官方利率过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只有1.1%收益的不合理迫使日本的国内资本不得不转向国外。于是,卖出日元买进美元——日本国内资金为逃避 低利率而流向海外,这就是日元贬值的背景。

  这一切说明,只有使利率正常化才是从困境中解救日元贬值、以至经济的长期不景气的最有效的处方。

  为什么日本的超常的低利率政策被长期搁置不管?并非是日本的政策当局要刻意遵循教科书所示的传统的经济对策,而是他们必须解救陷于不良债权困境的银行等金融 机构。这一点是世人有目共睹的,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同时关注以下几点:

  日美财政当局负责人的磋商,根本没有涉及日本的利率政策。从80年代后期的国际“政策协调”的实际情况中可以了解到,对于美国而言,日本转向高利率政策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80年代日美两国面临的内外利率差问题尽管形式上相同,但日本曾面临的此类问题却与美国本质不同。1995 年以后,美国国债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成为卖方市场,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表明,日美经济的再次逆转已成定局。不知不觉中,陷入经济不景气的债权大国日本,被重新纳入了债务大国美国的资金循环的轨道中,也许这是日本为自己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付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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