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要处理离岸中介和私人使用者
瑞士国会议员鲁道夫•史特森研究过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在面对外国压力的情况下放松保密性来回应的每个历史时期,并总结出这种压力只有针对瑞士银行的时候才适用。每次试图对瑞士政府施加的压力都会被认为是对民族自豪感的攻击,并一定会失败。
当贪官污吏掠夺国家财富然后把这些财富转移到境外的时候,协助他们的银行、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跟他们一样是有罪的。当这些贪官污吏被捕入狱的时候,跟他有业务往来的经理、会计师、受托人、律师和公司提名人也应该一起入狱。少数几个像坐落在伦敦的全球目击者组织已经在力求让中介机构也同时负起责任,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彻底改变,对这些人严肃认真起来。至于离岸服务的最终用户,就需要许多策略了。我在这里就说一个,它的可怕的名字——结合公式分配法和统一税制的报告——掩饰了一个简单有力直接的税收途径,加州已经成功适用这种策略对待转移定价的滥用行为了。
税务机关不应该像目前这样把跨国公司当成一个自由流动的企业,在每个地区单独课税,而是应该把整个集团当成一个整体,然后按公司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经营状况,在每个地区例如销售额、工资和资产这样实际发生的经营上按公式分配应纳税所得。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可以按它们希望的税率进行课税。让我们假想一个美国跨国公司在百慕大没有任何销售活动只有一件办公室和一位员工,目前的法律允许公司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转移到那里以逃避税收。如 果按照我刚才说的在每个地区的销售额和工资这样实际发生的经营上按公式分配,那么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收入会分配到百慕大,也就是说享受百慕大零税率 的那部分收入只占公司整个收入的一丁点儿。其他的收入也都会按照在世界各 地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征税,而不是按会计师创造出的架构来进行征税。国家可以单方面进行这些行动——如果多数国家都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避税港大部分的经营模式都会消失,同样,发展中国家也将更加受益。
(六)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公司责任
社会允许了公司巨大的特权,例如有限责任,这使得投资者可以控制他们的损失并且一旦出现不良状况的时候可以由社会负担他们的未偿债务。他们还被授予法人地位,几乎可以随意地迁到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而不顾他们实际经营的地点。作为享受这些巨大特权的交换,公司本应该坚持它们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对业务透明化和缴税。
离岸系统却在破坏这些。公司保有并加强了特权,但是却没有履行义务,税收现在被正当地带入公司责任的讨论。我们要让公司不但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允许他们经营并给予它们帮助和信任的社会负责。税收不应该被看作股东的成本,要使其最小化,而是应当被看成对社会的分配:作为社会和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法律和秩序以及其他公司进行商业活动先决条件投资的回报。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迎来一个崭新的舞台,离岸系统将被质疑并受到挑战。
(七) 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腐败
我已经指出了世界上最着名的避税港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这些是藏有几万亿美元掠夺财富的储藏室——而表面看上去却没有任何问题,同时金融保密性指数还在不断攀升,但是我们可以超出腐败的地域来看这个问题,重新评估腐败。本质上,腐败包括滥用公共利益的局内人,在秘密地、不受惩罚地破坏促进公共利益的法规和体制,并且破坏我们对那些法规和体制的信任,在进行中它还使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恶化并且保卫了特权阶级无责任的权利。上述这些都是贿赂的恶行,而许多避税港提供的服务几乎是相同的。贿赂和秘密司法管辖区的业务相同并不是巧合,我们所讨论的是它们具有同样的基础。有人赞扬说贿赂是绕开官僚壁垒的途径——他们说,没有回扣,我们什么都做不成。相似的,秘密司法管辖区的防卫者也会争辩说他们的服务帮助私人企业家绕开主流经济体中的低效率壁垒,为业务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们的确是这样的,但是那些低效率壁垒又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税收、金融法规、刑法和透明度这些有益的存在。帮助人绕开这些壁垒实际上就是在侵蚀系统和我们对系统的信任,就像贿略和腐败政府一样,避税港的贿赂和腐败也在侵蚀着全球的金融系统。
当我们开始了解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局限在仅仅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的贪官污吏和流氓官员,而是开始调查促进这些发生的一个更广泛人群,然后我们就可以为富裕和贫困国家找到一个共同目标来对抗这种全球的灾难。
(八)文化的改变
最后的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当权威人士、记者和政客奉承那些靠滥用体制而致富的人的时候——他们逃避税收和法规监管并强迫他人承担关联责任和税狱——我们就已经输了。
语言文字可以深究,当有人主张避税港可以使全球金融更加有效时,我们要问:“在哪方面更有效?”当有人说国家之间应该在税收和金融监管,或者是政策制定上相互竞争,以更有竞争力的税率和监管体制为目标时,我们要问:你所说的是哪一种竞争力呢?这是一场竞相拉低税率、提高保密性和放松金融监管的竞赛,还是让公司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在竞争性市场中争夺冠军的竞赛呢?
当我们在私人银行业中听到“隐私权”或者“资产保护”或者“税收有效性”的时候,它们确实是它们本来的意思。当一家私募公司出示收益记录时,我们可以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来自真实的生产改善,有多少是来自离岸系统操作的。当我们听到一些社会栋梁说“我们是一个监管良好、有合作精神和透明度的司法管辖区”,调查员应该假设这些都不成立而进行更深入调查。当杂志上刊登离岸促进者煽动顾客从事犯罪活动的诱人广告时,我们应该投诉。当公司谈到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追问它们是否指的是纳税。当记者需要专家评论员来提供税务意见供他们写稿时,他们必须明白来自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被采访者的工作就是帮助富有的公司和个人逃避纳税,所以他们的观点反映的是一个腐败的世界观.,他们必须找其他采访人来平衡观点。
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和负责的政府会创造和促进新的指导方针和行为准则来概括国际税和法规领域的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尤其会关注离岸的滥用。他们会在他们的税法中引入反避税法则来让复杂的滥用的欺骗在技术上无法破坏立法的细节,这样它们就会被拒之门外。避税可以成为洗钱、税务犯罪还有其他在国际协定中的犯罪行为的上游犯罪。律师、会计师和银行家专业协会可以创造出带有压力的行为准则,使它的成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能帮助 顾客从事金融犯罪活动。这种职业需要重新评估它的方法,理解诸如保密性和监管套利的效果影响,尽管可能非常艰难,它也应该开始衡量违法和保密行为。我们要从不负责任的特权势力那里将我们被夺走的语言文字理解力和文化重新夺回来。
就在我写作的时候,随着全球金融垮台带来的经济崩盘,巨额的政府支出立刻延缓了,但是却给纳税人增加了巨大的负担。英格兰银行主管默文•金说:“在金融竭尽全力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少数人欠多数人这么多钱的情况,并且,有人还会补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善。”
是时候开始认真地对避税港开展重大的全球讨论了。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住在哪儿,无论你做什么,它都影响着你,离岸就在我们身边。它在破坏我们选出的政府,挖空我们的税基,腐化我们的政客,它在维持巨大的犯罪经济并创造出新的不负责任的公司贵族和金融势力。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控制金融保密性,那么我10年前在西非看到的世界个不受惩罚的、国际犯罪共谋和令人绝望的贫穷的世界将是我们留给我们子孙的世界的样子。少数的人可以享受用香槟酒洗靴子的待遇而其他人都在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环境下为生活而奋斗,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未来发生。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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