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无规则之地：带你走进避税天堂(七)

　　语言本身会让人失明。2009年9月，20国集团对外发布公告保证将“加强取缔非法的资金外流”。现在让我们想想“外流”这个词，就像“资本外逃”一样， 它指向的是像刚果这样的受害国，在这里语言巧妙地坚持说，清理刚果这样的资本外逃国家才是工作重心。

　　但是每一支外流资金都必定有一个相应的流入地，我不明白既然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他们不保证取缔非法资金的流入呢?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有些其他的需要考虑。当一个避税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方式为富人和公司提供避税，高收入国家会釆取对策，就它们的税收以及管理制度进行改进，以保证它们可以防止这些新的逃税行为。可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复杂程度不断加深的离岸业务视而不见或者全无经验，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防卫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而发展中国家的权贵们则有更多机会进行逃税以及腐败地方政权。在此期间，高收入国家由于更安全地躲在它们精妙的离岸逃税防护墙背后，对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就不那么关心了。就像瑞士经常说的那样：“不是我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但所有这些并不仅仅是低收入国 家的所遇到的问题，它同样伤害着那些富裕的大国，即便是那些将自身转化为 避税港的大国。

　　除了为犯罪创造巨大的全球温床以外，全球离岸系统还是产生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稍后我会更具体地对此进行讲述，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简短的概述。首先，它们提供给金融公司一个会计师理查德•墨菲称之为“免规定监督通行证”的名片。这种可以逃脱金融法规监督的行为使得公司发展极其迅速，很快就达到“太大以至于不可能垮台”的状态，并且获得了华盛顿以及伦敦政治势力的支持。接下来，因为“秘密司法管辖区”(“避税港”)可以使这些公司不受本国金融法规的监管，这些公司就 像金融系统中的疯狂战士一样，强迫境内司法管辖区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制度 来留住这些不稳定资本。第三，这些巨大的非法跨国金融资本流量，许多都是传统的国家统计数字所无法估测的。

　　这些资本大量地净流入美国和英国这样严重赤字的国家，更大地增加了可见的全球宏观经济的不平衡，这也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四，离岸业务诱使并鼓励公司举借更多的外债，并且帮助它们向外界隐藏这些借款。第五，公司们由于避税和躲避金融法规监管或者保密原因在全球的避税港分散它们的金融业务，这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结构的复杂性，使其更加不透明，并与离岸保密制度误导法规，在市场共同基金中制造不信任因素，使金融和银行危机恶化。

　　在任何健康的经济体系中，信任都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离岸系统这样侵蚀信任。为什么存在那么多像安然公司一样的金融骗局绝对不是偶然，伯尼•麦道夫的诈骗帝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这些公司都是在离岸世界根深蒂固的。当资金严重缩水以后才是有人可以搞清楚一个公司真正的财务状况的时候，欺诈就无处可在了。在帮助最为富裕的公民们继续逃避纳税和金融监管的同时，避税港继续严重破坏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既要帮助他们付少缴的那部分成本，也要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买单。

　　离岸活动并没有直接造成金融危机，它只是创造了一个金融危机容易产生的环境。一位离岸专家杰克•布卢姆这样解释：“可以这样理解离岸港保密制度以及逃脱监管在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就好比是一位医生在处理一个产生多种症状的代谢性疾病，你可以控制症状但是仍然无法治愈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可以产生高胆固醇以及高血压和其他病症。这个病会产生很多症状，也有很多对付这些病症的解决方法，但是离岸活动就像是代谢功能紊乱的核心，它从几个世纪以前，银行家尝试逃避金融法规监管和税收开始就已经产生，并使银行业变成最高利润增长型商业，代表了工业经济的辉煌。”

　　这本书并不是要讨论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它是有关于更古老更深层的产生原因的书，它是一个有关大型的金融集团和它们手中的武器是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掌控政治势力的从未被谈起的故事。最终，这是一个文化与看法的问题。从前苏联输送到欧洲的犯罪资金最有可能通过塞浦路斯这个大型的导管避税港，一位离岸活动促进者形容它是一个“国际恶棍们的中途站”。2007年12月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还表示塞浦路斯由于其非常“有吸引力”的公司税制度而排在欧洲所有司法管辖区中的第一名位置，很明显这里有件事错了。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的辩论中，税率往往都是被忽略的元素。现代公司的主管们的确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应该对谁负责?是仅仅对股东，还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负责?这里并没有什么有用的指导方针。为了增加短期所有者权益价值，多数管理者将纳税作为一项支出进行最小化处理。

　　更有道德感的主管们则将纳税看作利润表中与股息红利共同存在的作为股东利润的一个再分配而不仅仅是生产成本。这是一项对整个社会的再分配，用来建设公路，为劳动力提供教育，并为公司提高利润创建更为良好的环境。

　　公司已经迷失了它的方向，目前没有比会计师事务所更为真实可靠的地方了。2010年，电影《鳄鱼》邓迪的主演保罗•霍根，在谈到澳大利亚税务机关对他的离岸纳税事务调査的时候指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他在接受澳大利亚税务 机关对他进行税务调査的时候否认自己在纳税上有任何不正当行为，他是这样说的：“我已经三十年没有亲自处理过自己的纳税了。他们说我应该进监狱，哦，对不起打扰-下：跟这事儿相关的有四家律师税务所和五家会计师事务所，其中有些还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公司。你们要抓我可以，不过他们得在我之前进监狱。”在这个角度来说，追根是对的，或者至少应该是对的。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这些事务所的道德观完全是黑白颠倒甚至认为纳税、民主和为社会考虑 都是不好的，只有避税港、逃漏税以及信息保密才是最好的。连续的税务偷逃者被尊为这个领域的骑士，在复杂的领域中寻找指引的新闻记者们变成了这些离岸活动者的舆论工具为他们进行摇旗呐喊，这种被腐蚀的离岸道德观就这样一点一点逐步被社会所接纳。

　　离岸金融，从重要方面来说，跟传统认识下的腐败形式相似，比如说贿赂。有些人会争论说贿赂是“有效的”方式，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官僚的障碍将事情做成。从这个狭隘的角度理解，贿赂的确是有效的，但是让我们想想看一个被贿赂污染的系统是否还是有效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那就是高度的无效。同样的，“秘密司法管辖区”(“避税港”)也争论说他们帮助人们和公司更“有效地”绕开特定的一些障碍，但那些障碍物是税收、法律法规以及透明度，它 们的存在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我们把那些对个人和公司来说“有效”的行为放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中看时，就变得无效了。避税港在允许社会财富流失的同时，破坏着公益的法规、系统以及机构，也破坏着我们对那些法规的信心，它们在腐蚀着整个国际金融。

　　对离岸系统的战争与之前所有发生的战争都有所不同，就像对腐败的战争一样，你不能按照老党派划分规则将斗争双方划为左派和右派。这次战争并不 是要禁止跨国贸易，或者只是单纯在局部问题解决中寻求安慰。这次的战争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来建立新的国际合作形式，并让富国和穷国的一切纳税人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无论你生活在何处，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想什么，这场战争都会深深影响到你。

　　尽管许多人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但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近些年来仍然感觉到全球经济正在不断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