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汇率差损失

　　“广场协议”以来，它总是有各种机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对于第二位的课题——金融问题，较之人们对 “广场协议”深远影响的关注,却少见深入的研究。在日本, 政府和民间均回避日美间的金融问题，而只是一味地议论加工制造业的日元升值对策，不能不令人感到这似乎是个忌讳。

　　80年代前半期，日美两国选择了一种十分奇妙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在“广场协议”以后金融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愈加明显。这表明，美国扭转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措施固然失败,但比这失败更严重的问题已经逼近日本。

　　就美国来说，美元虽已变升值为大幅度贬值，但并未能真正压缩贸易收支的赤字。这无疑是一大失算。尽管美国政府某种程度上预测到了美国产业的“不可逆转性”，但是有关汇率和整个贸易收支时间差的制约等所谓“过程效应”理论，不过是马后炮。无法想像里根政府对此有过思想准备。否则，里根政府恐怕早就采取了措施，或是谋求美元贬值,或是强行限制进口。待到对外债务国家化问题大事临头,美国仍然笃信“本本主义”贸易政策决策的人们的所有努力,均为时晚矣。

　　然而,美元的跌幅大大超出了预料，这给日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自80年代初起，受日美之间利率差和美元升值强势的驱动，巨额日本资金流入美国，而日元飙升、美元狂泻，使得日本人的美元资产价值骤然减少了40%o大量购买了美国国债的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以及那些在日本证券公司的循循善诱下购买了美国国债的日本个人投资家们，均深深陷入了巨额的汇率损失中。美元的暴跌简直就是瞄准着日本 积累起的美元债而来的。

　　以上，我们较为详尽地探讨了“广场协议”给贸易收支带来的影响，

　　定值过高的美元给日本带来了巨额贸易收支的顺差，使得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迅速膨胀，而一旦美元贬值，自然要致使日本蒙受巨额的汇率差损。1981-1985年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约为1200亿美元，可以说其中约有一半来自日本资金对美国的还流。“广场协议”带给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差损，约达3.5万亿日元。这些差损不仅来自人寿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家和个人投资家,日本的岀口企业在美元升值时代也将自己在出口中获取的美元投资于美元债券，而这些债券到期偿还时，他们得到的支付却比购买时的计算减少了60%，日本终于开始在企业的决算中使用独特的“15%记账法”，就是说在决算中记入15%的汇率差损。可是当汇率差损高达40%时，即便宽限到15%也是不好蒙混过关的。日本的美元资产的价值随着美元的贬值下跌，而那之后的日本对美直接投资更面临了进一步加速的美元贬值，导致日本美元资产价值的进一步下跌。长此以往形成了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苦苦折磨着日本经济。

　　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正在于日本对美国的巨额投资，如同对美国的贸易一样，是“以美元结算”的。当日本的投资金额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却遭遇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 虽然应该说是汇率差损带来的后果，但说它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并不复杂的事实更为贴切。

　　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他国，并以流入国的货币结算，首先 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现代国际社会的常识中也是绝无仅有。在现代的国际经济生活中，还可以与同样大规模进行着资本输入的中南美各国相比较。这些中南美国家的资本输入均无法以墨西哥比索等本国货币操作，而原则上都要以债权国货币即美元来运作。让我们看一看墨西哥。当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恶化，比索贬值时,它的美元债务的还本付息自然就会增加。这不仅会给 墨西哥经济带来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还会迫使墨西哥政府为防止资本逃离、保护本国货币而釆取大幅度提高国内利率的措施。于是,高利率导致经济恶化、招致资金流向债券市场而造成股市暴跌。万一通货紧缩得不到有效制止,这个国家的经济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危机。

　　相比之下，以本国货币输入了大量日本资本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认为应该维护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于是致力于以旧平价恢复黄金储备制，这是为了使英镑的贬值不致影响到英国的对外英镑债权的价值。而现在的美国所处的位置恰与当年的英国相反，是本国货币的债务国，他们通过美元贬值减少了所有美元债务的价值，使自己一身轻松。

　　从美国债务的购买者日本投资家的角度看，美元的贬值无异于让他们把一半的债务拱手无偿地送给了美国。“广场协议”的结果,对于借钱的一方而言，如同是天上掉馅饼一般。

　　美国在汇率市场上采取诱导美元贬值的手段，在存量上使日本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度减少。他们在实物经济方面获益之处，是大大增强了美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真应该说这是世界货币美元上演的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