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都市圈的地价, 到80年代中期时上升到了稍稍高于名义GNP的水平。可是1985年以后,其增幅就发展到了稍迟于股价增幅的水平,1990年达到高峰,可见地价在这一时期内持续地突飞猛进。

  对于这种地价与股价的竞相上升,美国人看上去自然会觉得有问题。80年代末时,日本的土地财富已经占到了国家财富总额的约70%,而美国仅占25%。对土地的感觉,大陆国家美国自然会与岛国日本不同。如此资产结构 的差异只是各自国内的问题。然而,日本的土地资产额(截止到1990年底为2400万亿日元,此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推算值)一旦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资产额的约4倍时,美国也就不能无动于衷了。

  土地的增值因素还与企业竞争力相关联。在日本,企业法人在继承企业财产时,对土地财产的继承和对股票财产的继承一样,都无需交纳财产继承税,企业法人比个人更为容易保有土地财产。并且历史越悠久的企业,越容易获得较高额的土地评估结果,这现象贯穿了整个80年代,使土地财产的评估额急剧膨胀。

  以往,如果日美间围绕企业的竞争力发生争论,日方只要抓住美国企业被短期效益束缚手脚的经营缺陷就可以自圆其说。可到了80年代末,如果日本对美国企业短期行为进行批判,立即就会因日本企业经营上的种种“水分”而遭到有力的还击。同时,土地价格的上涨,对美国企业而言,还违反了他们所主张的“公平竞争条件”。

  1989年,美国“日本异常论”者之一的詹姆斯•法罗 (James Fallows)竟主张“封锁日本”。当然,他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封锁措施。

  由于冷战格局的崩溃,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竟取代了以往“恶魔帝国”苏联的各种威胁——无论这种曾被人们挂在嘴上的论调是否妥当。有种种迹象表明,起码美国财政部内形成了较之华盛顿和议会更加明确的、将日本的泡沫经济视为“万恶之源”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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